李世民《帝范》原文全文及译文 儒家类 子部

唐太宗李世民《帝范》原文全文及译文

【原文】一、君体篇

夫人者国之先，国者君之本。人主之体如山岳焉，高峻而不动；如日月焉，贞明而普照。兆庶之所瞻仰，天下之所归往。宽大其志，足以兼包；平正其心，足以制断。非威德无以制远，非慈厚无以怀人。抚九族以仁，接大臣以礼。奉先思孝，处位思恭，倾己勤劳，以行德义。此乃君之体也。

【译文】

国君在建立国家之前，必须拥有百姓，有百姓才会有国家；国君想要得天下，必须以德育民，民入乐为之用，这样才能成为国家。入主之体，当如山岳之尊崇，巍然镇静，岿然不动；入主毫无私心地君临万方，要像日月昼夜更迭不息地光明正大而普照在下的万物一样。国君有什么举措，亿万百姓均将作为准则而照着执行；人君施仁政于民，则四海之内向往，普天之下归顺。国君之志，当宽裕广大，胸襟开阔，兼收并蓄，涵容万物；国君之心，如若平正则是非明，以此裁断则无差错。

国君如能顺天应人实行刑罚恩惠，就可以令行禁止，天下归服，无远而不至；国君抚慰万方，只有慈爱宽厚才能安民、保民。国君对待九族之亲，定要使长者平安，少者怀之；国君又必须对大臣以礼相待，体贴群臣，“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国君奉祀祖先，应该善继祖先之志，善述祖先之事；国君在位，必须以不骄不慢对待臣下。国君不应以己为尊贵，不应以己为才智，而应孜孜不倦地以行德义。国君如能做到上面这些，就算是做到了治理天下时应遵守的准则了。

【原文】 二、建亲篇 夫六合旷道，大宝重任。旷道不可偏制，故与人共理之；重任不可独居，故与人共守之。是以封建亲戚，以为藩卫，安危同力，盛衰一心，远近相持，亲疏两用，并兼路塞，逆节不生。

昔周之兴也，割裂山河，分王宗族，内有晋郑之辅，外有鲁卫之虞，故卜祚灵长，历年数百。

秦之季也，弃淳于之策，纳李斯之谋，不亲其亲，独智其智，颠覆莫恃，二世而亡。斯岂非枝叶不疏，则根柢难拔；股肱既殒，则心腹无依者哉！

汉初定关中，戒亡秦之失策，广封懿亲，过于古制。大则专都偶国，小则跨郡连州，末大则危，尾大难掉。六王怀叛逆之志，七国受铁钺之诛，此皆地广一兵强，积势之所致也。#p#分页标题#e#

魏武创业，暗于远图，子弟无封户之人，宗室无立锥之地，外无维城以自固，内无磐石以为基。遂乃大器保于他人，社稷亡于异姓。

语日：流尽其源竭，条落则根枯。此之谓也。夫封之太强，则为噬脐之患；致之太弱，则无固本之基。由此而言，莫若众建宗亲而少力，使轻重相镇，忧乐是同，则上无猜忌之心，下无侵冤之虑，此封建之鉴也。

斯二者安国之基。君德之宏，唯资博达，设分悬教，以术化人，应务适时，以道制物。术以神隐为妙，道以光大为功。括苍曼以体心，则人仰之而不测；包厚地以为量，则人循之而无端。荡荡难名，宜其宏远。且敦穆九族，放勋流美于前；克谐蒸义，重华垂誉于后。无以奸破义，无以疏间亲，察之以德，则邦家俱泰，骨肉无虞，良为美矣。

【译文】

天下宇宙是至远至广至大的大道，天子帝位是至极至显至尊的宝位。天下再远，也不可以独治，所以要与人共同治理；帝业至重，也不可以独任，所以要与人一起守任。所以君主封建皇亲国戚为诸侯，作为屏障以保卫王室中央；王室中央和地方诸侯同心同德，则能长世安民，长治久安。离中央王室远的诸侯和离中央王室近的诸侯都应互相扶持，中央王室对亲近的宗室和疏远的宗室都要予以任用。如果能这样，纵然有互相侵吞的想法，也可避之而不让它施展；纵然有不遵王命的嫌隙，也可以阻遏而不能滋生。

昔日周武王灭了商朝纣王而建立周朝政权，先后分封了七十一个诸侯国，周室子孙一般都得到了封地，做了大小不等的诸侯；同时，又封了一些异姓诸侯。因而内有晋、郑等诸侯国的辅助，外有鲁、卫等诸侯国的防护。周朝之所以能长治久安，原因是能实行分封制。

到了秦朝，秦始皇拒绝了淳于越关于分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的建议，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实行郡县制、反对分封制的主张。因而对亲族不亲近、不分封，只相信自己的智慧，因而在国家危难时没有依靠的力量，只传了两代便导致覆亡。这岂不是枝叶繁茂则根本巩固而不易拔动；相反，如大腿和胳膊既伤则心腹欲有所为是不可能的。

汉高祖刘邦初定涵谷关以西一带地区，鉴于秦王朝不搞分封、以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兄弟叔侄至亲为王，其规模远远超越了西周时封建诸侯之制，以至于大的诸侯王的权势过大，足以与朝廷抗衡；小的诸侯王也跨郡连州，占有地盘很大。诸侯王地广而强，帝室弱而被侵，有如末大根小必折，尾大身小难掉。所以就有六个诸侯王共同谋反，七个诸侯国身受刑戮。这一切都是由于分封的诸侯王地广兵强、长期发展起来的势力所造成的。#p#分页标题#e#

曹操开始创建基业时，只知汉过，不知秦失，在分封这个问题上缺乏远见，子弟宗室虽有封位，但不与其土，徒有虚名而已，所以宗室无立锥之地。这样一来，外无藩维之城以为固保，内无柱下之石以为基址，于是曹魏不能自保其权位，竟以天下付之他人，社稷亡于异姓司马氏。

前人说过，泉竭则流涸，根朽则叶枯。分封诸侯势力太大时，会造成后患，后悔莫及；而分封诸侯势力太小或不分封时，对朝廷中央又不能起辅卫作用。这样看来，不如多分封诸侯王，但不能使其势力过于强大，使大小之国相安，共其乐而同其安。果真这样，则在上者无嫌隙疑忌之心，在下者无被侵陵冤枉之虑。这就是封建之昭鉴和龟镜。

因此，损其太强，益其太弱，执其中道，此二者乃是安治国家之基本。人君之德，极群下之智，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由于法可以治民，所以古代君王公布的法令，悬挂在宫阙上，并用法令来教化百姓；由于理可以御物，所以古代君王将应决事务，用适当时宜，使物得其所也。“术”乃不易之法，老百姓所必须遵守，故当隐晦，使老百姓感到莫测；“道”乃无穷之理，万物之所由出，故当光大，使物不遗则为功。人君总括其天以统之于心，则人仰望之而不得以窥测；人君度量当如广厚之大地，无所不包容，则人循依之而不得其端涯也。君主的功德广博，以致老百姓不知怎样去称赞他；人君如能以天为心，以地为量，就可以称之为宏远了。尧具圣德，又有亲睦九族，流布美善之道在于前，你可以效法；舜亦圣明，又能和谐以孝，因而垂美誉在于后，你可以仿效。不要让诈伪之行破散了义，不要让疏远的人离间了亲近的人。凡事事物物，审察必合于道德，则各诸侯国完全可以得到平安，而近亲至戚之间亦可保无疏虞，这果然是一件大好事啊！

【原文】 三、求贤篇 夫国之匡辅，必待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故尧命四岳，舜举八元，以成恭己之隆，用赞钦明之道。士之居世，贤之立身，莫不戢翼隐鳞，待风云之会；怀奇蕴异，思会遇之秋。是明君旁求俊人，博访英贤，搜扬侧陋，不以卑而不用，不以辱而不尊。

昔伊尹有莘之媵臣，吕望渭宾之贱老，夷吾困于缧绁，韩信弊于逃亡。商汤不以鼎俎为羞，姬文不以屠钓为耻，终能献规景毫，光启殷朝；执旌牧野，会昌周室。齐成一匡之业，实资仲父之谋；汉以六合为家，是赖淮阴之策。

故舟航之绝海也，必假桡楫之功；鸿鹄之凌云也，必因羽翮之用；帝王之为国也，必藉匡辅之资。故求之斯劳，任之斯逸。照车十二，黄金累千，岂如多士之隆，一贤之重！此乃求贤之贵也。

【译文】

一个国家要得到辅助，没有忠臣是不行的。得人则治，失人则乱，任用得人，天下自治。所以尧命分掌四时、方岳之官而任用之，故能赞其敬事节用之道；舜举用有贤能的人而任用之，故能成其恭敬自持之重。士人之居世，贤人的立身，他们在没有遇到时机以前，大多是隐居以待局势的变化；他们怀有卓异的才能，一定要在时机成熟之时方肯出仕。因此，英明的君主务必要多方寻求德高望重的贤德之人，务必要察明虽居于卑微地位但确有才德的人。决不能因人才地位卑下而不用，也决不能因人才染上某种污浊而不尊。#p#分页标题#e#

古时候的伊尹最初是耕于有莘这个地方，后来又成为有莘氏的“媵臣”；吕望起初是钓于渭水之滨的穷困潦倒的老人；管仲曾事公子纠，公子纠死后曾一度被囚禁；韩信早年曾因贫困而过着流亡漂泊的生活。

然而，商朝汤王并不因为伊尹贱得曾为媵臣、负鼎俎为奴以为羞，仍立伊尹为相；周文王并不因为吕望曾屠牛沽酒、垂钓渭水以为耻，仍拜吕望为师。结果伊尹献规于亳以助太甲，使商朝得以昌盛；吕望相武王，执旌旗而誓师牧野，使周室天下大定。同样，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赖管仲之谋；汉之灭楚，定天下为一家，也全靠淮阴侯韩信的策略。

所以说舟航渡海，必借助于桡楫之功；大鸟高飞，唯凭借着有羽翼之故；帝王欲建长治久安的国家，也必须有贤才辅翼支助。因此，如入主辛勤地寻求贤能之人，则治国时便可安逸无劳。虽然珠宝之光能照亮十二车，虽然黄金累积有成千之多，却远不如人才重要，还不如求得一个贤士！因此，有国者决不应以宝为宝，而应以求贤为贵啊！

【原文】 四、审官篇 夫设官分职，所以阐化宣风。故明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梁，短者以为棋角。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明主之任人，亦由是也。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无智愚勇怯，兼而用之。故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然则函牛之鼎，不可处以烹鸡；捕鼠之狸，不可使以搏兽。一钧之器，不能容以江汉之流；百石之车，不可满以斗筲之粟。何则？大非小之量，轻非重之宜，今人智有短长，能有巨细，或蕴百而尚小，或统一而为多。有轻才者不可委以重任，有小力者不可赖以成职。委任责成，不劳而化，此设官之当也。

斯二者治乱之源。立国制人，资股肱以合德；宣风道俗，俟明贤而寄心。列宿腾天，助阴光之夕照；百川决地，添溟渤之深源。海月之深朗，犹假物而为大，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故云：“则哲惟难。”良可惧也！

【译文】

设置官吏，使他们有各自的职责分工，分别负责各方面的工作，就可以阐扬德化，宣布风教。因此，明智之君在用人的时候，就好比巧匠裁木，直的可用做驾车之木，弯的可用做轮子，大材可用之于栋梁，小材可用之于棋角。无论曲直长短，都各有所用。明智之君任用人才，完全同巧匠裁木的道理一样，智者可以发挥他的智谋，愚者可以发挥他的蛮力，勇者可以发挥他的武威，怯者可以发挥他那谨慎从事的长处。无论智愚勇怯，均可兼而用之。所以良匠能尽其木之性而用，因而无弃遗之材；明主能尽其人之能而用，因而无遗弃之士。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一恶而忘其昔日之累善；也不可以因为某人偶然有微过而忘其过去之功劳。人君设官分职，当各尽其所有的才能而用之，不可求全责备。函牛之鼎用来烹鸡，多汁则淡而不可食，少汁则熬而不可熟，由此证明大不可以小用；捕鼠的野猫，如果用它去搏击猛兽，无异于去送死，由此亦证明小不可以大用。只有三十来斤大小的器具，不可能容纳长江、汉水的水流，由此证明轻不可以重用；大到百石之车，数量极少的斗筲之粟是无法使之盛满的，由此亦证明重不可以轻用。这就说明大小轻重应当随其器具而定，不可以勉强其所不能。今天的人们，智谋有长短，能力有大小，或聚百而尚小，或总一而为多。只有轻才的人不可以委以重任，只有小智力的人不可以让他处理大事。这就进一步说明，人君如果委任正确，就可以深居高位，不时敦促被委任的大臣把事情办好就行了，所以说是“不劳而化”。#p#分页标题#e#

一治一乱，在于得人或失人，所以“得人”、“失人”，这二者是治乱的本源。人君创业立国，驾驭国民，全靠得力的臣僚同心同德；人君宣播仁风，教导美俗，须待明哲贤能之人赤诚辅佐。众星虽小，但腾布于天，可以助月之光；百川之水，决流于地，其流虽微，亦可以资添大海。像海这样的深，月这样的明，也还是需要依靠他物以成光大，何况人君在上临下，其统治至大至远，运营方寸之心，包涵九区之天，若不设官分职凭借众力，以独力何得成其功业？！所以人君必须明辨职位大小，审查臣属是否贤良，然后根据才能短长，分别授予爵禄。人君如果用人得当，则必仁风流行，教化浃洽；如果用人不当，则必亏坏风教，灭伤人伦。所以说，人君设官分职以治天下，关键在于知人，知人之难连尧舜那样的圣君也不例外，因此作为后世的人君一定要很好地审慎其官。

【原文】 五、纳谏篇 夫王者高居深视，亏听阻明，恐有过而不闻，惧有阙而莫补。所以设轺树木，思献替之谋；倾耳虚心，佇忠正之说。言之而是，虽在仆隶刍荛，犹不可弃也；言之而非，虽在王侯将相，未必可容。其义可观，不责其辩；其理可用，不责其文。至若折槛怀疏，标之以作戒；引裾却坐，显之以自非。故云：忠者沥其心，智者尽其策。臣无隔情于上，君能遍照于下。

昏主则不然。说者拒之以威，劝者穷之以罪。大臣惜禄而莫谏，小臣畏诛而不言。恣暴虐之心，极荒淫之志，其为壅塞，无由自知。以为德超三皇，材过五帝。至于身亡国灭，岂不哀哉！此拒谏之恶也。

【译文】

帝王在深宫中居住，与外界断绝联系，虽欲听而不聪，虽欲视而不明。古代的一些贤明君，就怕听不到自己的过错，害怕有缺点得不到改正，因而置鼗鼓，立谤木，以便臣下诤言进谏；君主自己则侧耳而听，虚心而受，期待着谏诤者告以正直之言。如若说得对的，即便是地位低下的供役使的仆人、奴隶或草野鄙陋之人，也不可置之不理；如果说得不对，即使是地位很高的王侯将相，也未必就可接受。意见可取，就不必要求谏诤者分析得如何，因为空辩不足信；道理可用，就不必要求谏诤者文采怎样，因为虚文不足用。至于古代如朱云因进谏而攀折殿槛，汉成帝特意保留已折之槛，以表彰朱云的直谏；师经因进谏而投瑟撞坏了窗子，魏文侯决意留下撞坏的窗户以供借鉴；辛毗进谏魏文帝曹丕，而不惜扯着曹丕的前襟；袁盎进谏汉文帝刘恒，坚决不让慎妃与皇后同坐：等等。正因为人君能容纳折槛引裾之鉴，所以就可以使忠直者能竭其忠心，使智者以终其计策。如此则君臣之道上下相通，君王就可以至公大明而名扬天下。

然而昏庸的皇帝却不是这样。他们恰恰相反，对迸谏者拒之以威，对劝说者追其以罪，从而使得大臣为保全俸禄而不直言，小臣因怕杀头而不敢说话。于是昏主便昏昏然，恣行残暴，极尽荒淫，壅蔽障闭，对自己的罪过蒙然而无所知，反而以为自己德超三皇，才过五帝。结果导致身死国灭，难道不是很可悲吗！这完全是拒绝进谏所带来的后果啊！#p#分页标题#e#

【原文】 六、去谗篇 夫谗佞之徒，国之蟊贼也。争荣华于旦夕，竞势利于市朝。以其谄谀之姿，恶忠贤之在己上；奸邪之志，恐富贵之不我先。朋党相持，无深而不入；比周相习，无高而不升。令色巧言，以亲于上；先意承旨，以悦于君。朝有千臣，昭公去国而方悟；弓无九石，宣王终身而不知。

以疏间亲，宋有伊戾之祸；以邪败正，楚有郤宛之诛。斯乃暗主昏君之所迷惑，忠臣孝子之可泣冤。故藂兰欲茂，秋风败之；王者欲明，谗人蔽之。此奸佞之危也！

斯二者国之本。砥躬砺行，莫尚于忠言；败德败正，莫逾于谗佞。

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目庸愚，何迷之甚？

良由逆耳之辞难受，顺心之说易从。彼难受者，药石之苦喉也；此易从者，鸩毒之甘口也。明主纳谏，病就苦而能消；暗主从谀，命因甘而致殒。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译文】

只会花言巧语的人，乃是一个国家的蟊贼。祸乱之根。这些人唯朝夕贪荣显华，奔竞财利于市，争夺权势于朝，无心效力邦国。这些人以奸巧的嘴脸，憎恶忠良贤能之人处于自己之上；怀其奸诈的心志，唯恐富贵被别人占了先。这些人为了私利而勾结同类，极其所嗜欲，虽至深之所，亦无不入；为了营私而交相因习，穷其所好乐，虽至高之地，亦无不进。这些人采用动听的语言，使用谄谀之态，取悦圣上；顺其入主之意，迎其入主之趣，取悦于君。宋昭公被逐出国，才知自己在位期间，臣僚上千人，由于左右献谀，以至平时听不到自己的过失而至于此；周宣王好强驰射，其实所用不过三石，由于左右奉迎，宣王悦其名而丧其实，而终身以为所射是九石。不亲近的人常常进谗言离间亲近的人，所以春秋时代宋平公的太子痤为其师所谗害以至死；奸佞者往往耍手段残害正直人士，因而春秋时期楚昭王的左尹郤宛无故被费无极等人所谗害。这一切，都是暗弱不明之主和庸愚无察之君，荒迷惑乱，拒贤听谗所造成的，以至于忠者如郤宛、孝者如太子痤，终被诬诳屠戮，实在是可叹可哀而冤枉的了。因此，这就有如聚生之芳兰，将欲茂盛之时，竟被凄然之秋风败落了；君主方欲明察，就被谄谀之小人障蔽了耳目。这完全是奸邪、谄谀、谗佞的人所造成的危害。

以疏间亲以致父杀其子，以邪败正造成君族其臣，此二者乃倾覆国家的本源。人君想舍利而亲行仁义者，最好是听取忠直的言语；国君要败天德正理者，无过于谄谀奸谗。人眼是看不到自己的面容的，因而以显然形体见于外者，尚不能鉴识，更何况是非往往发生在冥然无形质之间了！为什么呢？修饰自己的面貌，都懂得借助于明亮的镜子；而修养自己的德行，却不知道采访贤智的人．难道不是愚惑到了极点吗？！说来说去，还是逆耳之言难以接受，顺心的话容易听从的缘故。所谓难以接受，是因为忠言虽是良药但苦口苦喉；所谓容易听从，是因为谗言虽有危害但多属甜言蜜语。兴国的明君，喜欢听自己的过失，因而过失日消而福日增；祸乱的昏主，喜欢听别人表面的赞誉，因而兴誉日损而祸即至。因此，为人君者，既然眼见谄谀、谗佞造成的祸乱有如此之酷烈，难道还不畏惧和警惕吗？难道还不约束和收敛吗？#p#分页标题#e#

【原文】 七、戒盈篇 夫君者俭以养性，静以修身。俭则人不劳，静则下不扰。人劳则怨起，下扰则政乖。入主好奇技淫声，鸷鸟猛兽，游幸无度，田猎不时，如此则徭役烦。徭役烦则人力竭，人力竭则农桑废焉。入主好高台深池，雕琢刻镂，珠玉珍玩，黼黻缔络，如此则赋敛重。赋敛重则人才遗，人才遗则饥寒之患生焉。乱世之君，极其骄奢，恣其嗜欲。土木衣缇绣，而人短褐不全；犬马厌刍豢，而人糟糠不足。故人神怨愤，上下乖离，佚乐未终，倾危已至，此骄奢之忌也。

【译文】

人君如果以俭德养性，就不会变得骄侈；人君如果静而无为，就可以修正其身。人君崇俭，则人不劳；人君致静，则下不扰。人君如果有奢侈之心，耗用不节，重敛于民，则人必劳，人劳则怨起；则下必乱，下乱则政危。如果人君喜爱新奇的技巧和浮靡不正派的乐曲，喜爱鹰、鹳、雕、鹗等凶猛的鸟类和貔、虎、熊、罴等凶猛的兽类，加之放荡无度，又不按守猎规律去打猎，那么势必造成徭役烦多，徭役烦多则人力疲竭，人力疲竭则农桑荒废。如果人君爱好官室台榭和陂池侈服，爱好雕琢刻镂，喜玩珍宝珠玉，喜穿绣有花纹的礼服和刺绣的衣服，那势必造成赋役繁重，赋役繁重则人才流失，人才流失则饥寒之患发生。可是乱世之君，极其骄奢，大肆贪欲，土木之功穷极技巧，皆被缇绣之文彩，而穷苦的人们则粗陋之衣亦不得完全；用谷物喂养犬马家畜，而穷苦的人们食糟糠之食亦不得温饱。这样一来，明则有人怨恨，幽则有神愤怒。人君不能恩泽于百姓，民情得不到传达，上下乖戾就必然离隔了。因此，富贵生骄侈，骄侈恣嗜欲，若不知戒，则佚乐未终而倾危已至了。这种不能预戒其盈，以贪慕骄侈，至于乱危，果然是很危险的事啊！

【原文】 八、崇俭篇 夫圣世之君，存乎节俭。富贵广大，守之以约；睿智聪明，守之以愚。不以身尊而骄人，不以德厚而矜物。茅茨不剪，采椽不斫，舟车不饰，衣服无文，土阶不崇，大羹不和，非憎荣而恶味，乃处薄而行俭。

故风淳俗朴，比屋可封。

斯二者荣辱之端，奢俭由人，安危在己。五关近闭，则嘉命远盈；千欲内攻，则凶源外发。是以丹桂抱蠹，终摧荣耀之芳；朱火含烟，遂郁凌云之焰。以是知骄出于志，不节则志倾；欲生于心，不遏则身丧。

故桀纣肆情而祸结，尧舜约己而福延。可不务乎！

【译文】

古代艰苦创业的圣明之君，必定保持节俭的美德。他们富有四海，贵为天子，安于俭约而不奢侈；智慧聪明，不乱耳目，安于愚拙而不取巧。他们不以地位尊贵而骄人，不以恩德广厚而居功。他们用茅草盖的屋顶不加修剪，用柞栎做的椽子不加雕饰，使用的舟车不加装饰，所穿的衣服不用花纹，土筑的台阶不高，所食肉汁不加调料。他们的生活如此俭朴，并不是不喜欢荣华、不喜欢美味，而是要做到淡薄做人，节俭行事，从而示范于国人，以达到不严而治、不令而行的目的。既然人君能如此节险以感化百姓，所以普天之下风俗淳厚，天下百姓家家都有德行。#p#分页标题#e#

奢侈浪费与崇尚节俭，此二者是一个人荣与辱的开端。是行其俭还是行其奢是由自己决定，但是安与危也就会随之而来并及自身。耳、目、口、鼻、身的情欲收敛，则美德充盈；千百种嗜欲内攻，则凶事外发。丹桂内的蛀虫虽小，终于会要损坏丹桂的荣芳；朱火内的烟尘虽微，必然会要阻碍光焰。由此可知，骄奢是由人的意志决定，如不节制骄奢就势必使意志消沉；情欲生于一个人的自身，如不遏制情欲也会丧身。所以桀、纣完全放纵自己而不知遏制，故酿成大祸；尧、舜时时约束自己并懂得节制，最终一生有福。这个一亡一兴的经验教训就在眼前，我们能不努力崇尚节俭吗？

【原文】 九、赏罚篇 夫天之育物，犹君之御众。天以寒暑为德，君以仁爱为心。寒暑既调，则时无疾疫；风雨不节，则岁有饥寒。仁爱下施，则人不凋敝；教令失度，则政有乖违。防其害源，开其利本，显罚以威之，明赏以化之。

威立则恶者惧，化行则善者劝。适己而妨于道，不加禄焉；逆己而便于国，不施刑焉。故赏者不德君，功之所致也；罚者不怨上，罪之所当也。

故《书》日：“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此赏罚之权也。

【译文】

天地养育万物，就好比人君抚御众生。由于上天要化育万物，故以寒暑为德；由于人君要抚御众生，故以仁爱为心。寒暑既协调，则六气和，故四时无疾疫；若风雨不均匀，则五谷不登稔，故岁有饥寒。人君以仁爱下施，则天下大治，故人不至于凋敝；假如命令失度，则刑罚不当，因此为政必有不当。防其害源，使民不犯其法；开其利本，使民各务其业，此乃教民之道。有罪者当众给以处分，罚当罪则奸邪止；有功者当众给以褒奖，赏当功则臣下劝。刑不滥罚则威立，威立则恶者惧；赏不妄行则化行，化行则善者劝。虽是适于己但妨碍于道，不仅不加禄俸而且罪之；虽是逆于己但有益于国，不仅不施刑罚而且赏之。所以受赏者认为是自己有功当赏，不必感君之恩德；受罚者认为是自己罪之当罚，不会有什么怨言。因此《尚书·洪范》篇中说道：“如赏罚得当，不因个人喜怒而定，而因功罪而定，故无偏党之私。如此，则王道如天地之广大无极。”此乃是赏罚轻重不失其公平的结果。

【原文】 十、务农篇 夫食为人天，农为政本。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廉耻。故躬耕东郊，敬授天时。国元九岁之储，不足备水旱；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莫不带犊佩牛，弃坚就伪，求什一之利，废农桑之基，以一人耕而百人食，其为害也，甚于秋螟。莫若禁绝浮华，劝课耕织，使人还其本，俗反其真，则竞怀仁义之心，永绝贪残之路，此务农之本也。

斯二者制俗之机，子育黎黔，惟资威惠。惠可怀也，则殊俗归风，若披霜而照春日；威可惧也，则中华慴轨，如履刃而戴雷霆。必须威惠并驰，刚柔两用，画刑不犯，移木无欺。赏罚既明，则善恶斯别；仁信普著，则遐迩宅心。劝穑务农，则饥寒之患塞；遏奢禁丽，则丰厚之利兴。且君之化下，如风偃草，上不节心，则下多逸志。君不约己而禁人为非，是犹恶火之燃，添薪望其止焰；忿池之浊，挠浪欲止其流；不可得也。莫若先正其身，则人不言而化矣。#p#分页标题#e#

【译文】

古人说：民以食为天，农为政之本。古人又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农业对于治国安邦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了劝农，今天也应在规定的时间里亲自进行耕田活动，熟悉天地四时，使敬天时以授民人。如果夺其农时，则国无九年之储，不足备水旱；如果妨其蚕绩，则家无一年之服，不足御寒暑。然而，处于乱世的人们许多弃农耕而弄刀枪，弃实就虚，竞锥刀之末利，所以废其农业之本基。如若农者寡而游食者众，其国必贫必危，以一人耕而百人食，游食末作者如此之多，其害甚于秋螟。不如禁绝游食末作，禁绝求利废农，劝课农桑耕织，使全国人民弃末而返本，背伪而归真。既已禁其浮伪，使之各还本真，则仁义之必会萌生，而贪残之路永远隔断。如此，就可称之为务农的大本也。

威与惠，此二者乃制驭、转变风俗之枢机。为人君者，当父事天，母事地，视民如赤子。然民有善有恶，所以人君亦应有威有惠，威以治恶，惠以怀善，故威惠相融，不可有偏。因为恩惠可以怀善，则殊方异俗向风慕义，其下民之来如披寒霜而以向春阳，归附者不可阻挡；因为威刑可以治恶，即如以威刑制服强恶，则强恶就会像牛马惧伏于轨，其唯恐有如立足于刀刃之上，雷霆之发于上，因而不敢为非也。因此，要治理好国家，威与惠不可偏用而必须并举，刚与柔不可偏废而必须合用。古者上刑，犯刑者但易之衣服，自会感到是奇耻大辱，不必按照肉刑的规定去执行；商鞅变法，恐民之不信己，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居北门者予重金。有一人徙之，如数给予重金以明不欺。威惠不偏则赏罚明，赏罚明则善善恶恶自然可以判别了；仁信并著则取信于民，取信于民则远近之心皆归于统一了。耕耘纺绩，劝之课之，使男男女女各务其本，则民无饥寒之患；刻镂刺绣，遏之止之，使老老少少各弃其伪，则民有丰厚之利。如果人君以仁信行教化于下，有如风偃草那么容易；如果人君在上带头好贪利，则臣下百吏亦效法而肆意侵鄙。人君如果不能修身约己，而想禁民为非者，正如嫌恶火之燃，复添加柴薪而望遏止其火焰不燔；忿水池之浊，而又搅动其浪而想遏止其流不浑；这是十分愚蠢的做法，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人君若能先正其身然后治理国家，就可以不言而信，不令而行，不教而化了。

【原文】 十一、阅武篇 夫兵甲者，国之凶器也。土地虽广，好战则人彤；邦国虽安，亟战则人殆。肜非保全之术，殆非拟寇之方；不可以全除，不可以常用。故农隙讲武，习威仪也；是以勾践轼蛙，卒成霸业；徐偃弃武，遂以丧邦。何则？越习其威，徐忘其备。孔子日： “不教人战，是谓弃之”。

故知弧矢之威，以利天下，此用兵之机也。

【译文】

兵甲武器这类的东西，是一个国家的凶器，是不得已而用的。从历史上看，土地虽广，如果好于战争，则百姓必然凋残；邦国虽安，如果忘了战争，则民人必然危险。在一个国家里，如果好战而穷兵黩武，民人凋敝，而欲保全，那是很难的啊；如果忘战而上下垂危，盗贼蜂起，而想弭寇，那也是办不到的呀。兵甲这种东西，是保卫一个国家所必备的，不可缺少的，因而不可以全废；可同时兵甲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破坏性大，因而又不可以经常使用。正因为农为立国之本，而兵甲为国家的凶器又不可常用，故只能讲习武事于农之四时间隙，以习上下之威仪。所以春秋时期越国国君勾践见蛙，而俯凭车的横木以敬之，敬其见敌而有怒气的蛙，以激励士兵怒对强敌吴国的士气，终于得士之死力而成霸业；徐偃王是周穆王时徐国的国君，平时好行仁义，连最起码的武事也不讲，完全松懈了斗志，最终被楚兵所灭。为什么会如此呢？这是越王勾践平时习其兵威，而徐偃王完全忘失其武备的缘故。孔子就说过：“用事前未经任何训练的民众去同敌人作战，这就等于拿这些民众去白白地送死。”由此可知，弓箭武器，可以威慑天下。这是用兵的关键所在。#p#分页标题#e#

【原文】十二、崇文篇 夫功成设乐，治定制礼。礼乐之兴，以儒为本。宏风导俗，莫尚于文；敷教训人，莫善于学。因文而隆道，假学以光身。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不游文翰，不识智之源。然则质蕴吴竿，非筈羽不美；性怀辨慧，非积学不成。是以建明堂，立辟雍，博览百家，精研六艺。端拱而知天下，无为而鉴古今。飞英声，腾茂实，光于不朽者，其唯学乎！此文术也。

斯二者递为国用。至若长气亘地，成败定乎锋端；巨浪滔天，兴亡决乎一阵。当此之际，则贵干戈，而贱庠序。及乎海岳既晏，波尘已清，偃七德之余威，敷九功之大化。当此之际，则轻甲胄，而重诗书。

是知文武二途，舍一不可；与时优劣，各有其宜。武士儒人，焉可废也。

【译文】

古人出战告捷，就献奏成功的乐曲，因而有“功成设乐”的说法：古时天下既已安定，就从事制定礼仪，因而有“治定制礼”之称。然而，礼与乐，必须依靠儒士而作，依靠儒士而兴。宏广风化，导引旧俗，无过于文治之术的了；宣传政教，训诲人民，没有比学校更好的了。通过文术，可以隆盛治国之道；借助学习，可以光显后世的声名。

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度；不看书，不识智之本源。吴地有竹，其形直，可作箭，然而不凭借筈羽，即使做成了箭，也不算是好箭；人虽有明辨是非之特性，然而如不经常学习提高，也无法做到明辨。所以古人致力于兴建“明堂”这个帝王宣明政教的地方，建立“辟雍”这个教导天下之人的学校，使人们博览诸子百家之书，精研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悠闲静坐于府第而知天下之事，无所营治而通晓古今治国的经验。要想飞扬英美之名，腾传茂实之德，光耀后世者，只有通过学习圣人之道才能做到。这就是文艺儒术之道，也是治国的方法。

关于武、文二者，相互交替着为国家使用。至于战事之气氛遍地，成败则决定于备战情况；天下之鼎沸大乱，兴亡则取决于两军’之对阵。

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贵乎武器而轻视学校。直到天下既定，海水不波，兵尘不起之时，传统的七种武德也勿须讲究了，传统的六府三事之功也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化。当此之时，人们则自然轻甲胄而重视诗书。由此可知，非武不定，非文不治，故文武二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时乱则崇尚武艺，时平则崇尚文化知识，文武的运用，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要合其时而用。因此，武艺忠勇的人和儒家贤德的人，这文武两方面的人才都应当珍惜，不可偏重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