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
王以铸先生开始翻译希罗多德《历史》时,孩子还很小,在儿女的记忆里,父亲翻译之流畅有如抄书。等他们再长大一点,从父亲堆满屋子的海量藏书里抽出一本,看懂的也只有插画。
书架上摆着一本1930年代英国出版的古希腊语词典,纸张已经泛黄,当年的价格是普通人两个月的工资。靠着这些昂贵、几乎无人问津的老家伙,王以铸完成了希罗多德《历史》、塔西佗《编年史》的翻译。之后,他或单独,或与夫人崔妙因合作,陆续翻译了几部古希腊、古罗马经典著作。
十几年前,他从小沙果胡同的四合院搬来现在的住处,几十个架子的书运了好几卡车,光是打包都花了很多功夫。他舍不得扔书,连报纸都挑了挑再卖。现在的屋子不大,几乎被书塞满,卧室里的书直接撂在地上,跟床一般高。他喜欢躺着读书,常常读到凌晨两三点,睡着了书就搁在胸口。
王以铸在书堆里找了找,又翻到一本198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目录页上的希腊罗马文学卷,主编是杨宪益,成员是他和其他3个人的名字,“好可怜,人太少了。”
曾彦修说,王以铸的学问不只在翻译上,他的学问是在研究中国古代诗词上。在咸宁干校下放时,他一边烧石灰,一边还研究咸宁方言。他从咸宁方言里发现了符合唐朝人说话的平仄规律。
朋友本想促成他与钱锺书见面,认为只有他能与钱锺书对话,不过两人最终遗憾地擦肩而过。有拜访者因为他翻译的大部头作品慕名前来,他总是摆摆手说:消遣。他的“消遣”之作还包括《歌德席勒叙事谣曲选》、日本古代随笔《徒然草》以及王尔德诗歌等等。
北大求学经历:
王以铸爱读书与父亲的放任多少有些关系。父亲虽是旧式商人,对子女却很开明,姐姐不用裹足,他则可以尽情买书。
当时,一个毕业于老北洋大学、靠着父亲接济维生的老友为了表达感激,给王以铸当起了家庭老师,教他诗书。到他上小学时,一打开课本,“哥哥大弟弟小,小孩儿的玩意,一翻就读完了。”
尽管在家里是个小少爷,王以铸却不爱吃喝玩乐,没事就跑书店。八国租界时期的天津,城里遍布各式各样的书店,“我想学德语、希伯来文,只要跟书店里的人一说名字,他们就能给我找来”。在天津他就收藏了整整3屋子书。十五六岁读的是毛姆、萧伯纳的原著,又在一个法国教会学校上夜校学了3年法文,读的最多的是莫泊桑。
考入北大英文系后,王以铸发现自己根本“吃不饱”。讲英诗,看一会儿就看完了,讲课要讲一个礼拜;一学期的课,他一个礼拜就看完了。“敌伪时期的北大,水平并不低,还是从前的教授,可是那套做法让我感到吃不饱。一般跟不上的多,吃不饱的少。那时环境也不好,掺杂很多日本留学生,我们也闹不清是好人坏人。我就跟家人说,不能再上了,没什么意思,完全可以自学。”上了不到一学期,他就从北大退学,回天津过了7年闭门读书的生活。
靠着殷实家底,他躲在屋子里没日没夜地读书,衣兜里左边塞着日文字典,右边塞着法文字典,他甚至翻烂了几本法文字典。一两年时间,他就自学了日文和德文,意大利文一看就知道怎么回事,“这几年就等于上好几个大学。”
也是那个时候,他开始学习古希腊文,“认个门牌吧,知道古希腊文是什么样子,你要学语言的话,必须得学古希腊语。西方文化的源头都在那个地方,你学着学着就觉得非得学不可了。”
学术见解
王以铸对希腊历史解读:所有西方的东西都是从希腊来的,别的文明没有这么多文献,也没有出这么多人物,史诗、喜剧诗人、悲剧诗人、哲学家,所有的西方文明往上找都找到希腊,罗马文明也是从希腊来的。后来希腊被罗马征服了,但在罗马人心目中,精神导师还是希腊。罗马全盛时期,庞培、凯撒,共和末期的一代人,都要去希腊留学。那时希腊已经是罗马的属地了,可是希腊的学者到罗马还是被奉为上宾,希腊的文化精英在罗马时代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
王以铸对现代作家看法:跟现在的社会也有关系,现在青年人看的东西太多,没有时间下那么大功夫。是情有可原的。以前有多少时间去听音乐、看电视、去开会?你们不是学西方历史、西方文化的,大体看一下可以,至少看一下,你们没有必要去看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没有必要看柏拉图的那么多对话,你要进去以后几十年都念不完,可是这些东西你得知道,看一两种,认认门牌。
王以铸对现代知识分子的看法:现在的大学教育是教育一些实用的人才,而不是通才,通才非常少。我们这一代,能写旧诗,而且中规中矩、严格按照格律写的已经很少了。现在的情况下,要像我们那时候那么下功夫的,恐怕很难。
我的情况很特殊,你自己念还得有那个经济条件。我家里有钱买书,而且什么书都能买得到。这也奇怪,我想学德文,德文的词典、文法都买得到;我想学希伯来文,大希伯来文的词典、希伯来文的旧约、现代以色列语,我都有。你得有经济条件,还得愿意学。我只能说,我是个爱学问的人。我搞学问,搞出乐趣,不是想出名、出风头,我真喜欢这个东西,觉得人生要能够翻几部书,总算不白活,可我不想为这个谋什么,我一点兴趣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