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大年（历史学家） 个人简历介绍

刘大年于1915年8月出生于湖南华容县一个中小地主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境已经衰落。六岁入小学，大部分时间念私塾。

1936年肄业于长沙湖南国学专修学校。

1938年受到徐特立、王凌波指点，8月到达陕北，进了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

1939年起，他先后任冀西专区行政干部学校教导主任，冀南行政主任公署、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冀南行署宣传科长、教育科长，冀南抗战学院、政治学校教员，北方大学工学院副主任，北方大学、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副主任。

1947年着手研究中美关系史。

1950年5月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担任研究员，兼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副局长，并为科学院党组成员。1954年以后，任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那时候，近代史研究所所长范文澜年事已高，经领导机关同意，专心于中国通史的写作，由刘大年主持所务。“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走资派批判，下放劳动。

1978年恢复工作，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82年以后，他离开近代史研究所的实际领导岗位。

1964年起，刘大年连续当选为第三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届至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是六、七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

1980年中国史学会重建，他当选为第二、第三届史学会主席团成员、执行主席，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名誉所长、孙中山研究学会副会长、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会长、北京理工大学校友会名誉会长。

从小学至湖南国学专修学校肄业，刘大年大半受的是旧式传统教育。他把所谓“国学”看作根本学问，一意追求，很少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到陕北以后，读到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原著是《共产党宣言》。虽然似懂非懂，却在自己头脑里打开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从此，只要是新书，不管是政治经济学的、哲学的、外国历史的，都如饥似渴地去读。从湖南到陕北的途中，他还提醒自己：“国学”是我们祖宗立国的根本，不可忘记。读过那些有限的新书以后，仿佛大梦初醒。盲目崇拜孔学的观念，不知不觉烟消云散了。他从此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献身革命的人生道路。那条道路，最现实的就是到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前线去，从事民族解放的斗争，经受锻炼和考验。这是那时许多有觉悟的青年知识分子共同走过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各方面事业的干材，很多是这一代经受过抗日战争烽火洗礼的青年。

在抗日根据地里，他一直从事宣传教育工作，需要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同时又在一些院校、训练班屡次讲授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课程，更需要读有关的书，特别是读历史书。抗日根据地环境艰苦，谈不上多少文化设施，但也不是无书可读。李达的《社会学大纲》、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吕振羽的《史前期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以及苏联人、日本人讲中国社会历史的书，在少数人手里仍然能够找到。他就是在那时读到上面这些著作，并引起对哲学、历史学的重视的。抗日战争的八年，在一方面可以说是他为以后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做准备的八年。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如果说，抗日战争的八年，刘大年是作为一名战士，经历战火的洗礼与考验，关注中国的命运的，那么，这时候，他开始尝试换一个角度，以学者的身份观察中国的历史与中国的命运。刘大年不是一个只坐在书斋里，钻进象牙之塔里做学问的学者。他像在前线作战的战士总是依据战线的实际而又迫切的需要，选取最重要的突破口那样，依据中国社会现实的急切需要以及从中国与世界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提出课题，展开研究。他具有“国学”的良好根底，又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解剖刀，分析历史资料，研究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他写出的一些研究论著，受到新兴的中国近代史学科的研究者重视。

一、自撰

《美国侵华史》人民出版社，1951年初版、1954年再版

《台湾历史概述》（与丁名楠、余绳武合著）北京三联书店，1956年初版、1962年再版，香港三联书店1978年版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人民出版社,1965年初版，1978年再版时改名《中国近代史问题》

《赤门谈史录—论辛亥革命的性质》,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抗日战争时代》,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二、主撰

《中国史稿》，人民出版社，1962年、1964年版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

《中国近代史稿》，人民出版社，1984年

三、主编

《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孙中山书信手迹选》，文物出版社1986年

《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50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

《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北京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7年再版

抗战胜利后，刘大年弃戎从学，开始从事学术工作。

刘大年着重于中国近代史和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他将1840～1919年近代中国80年的历史划分为鸦片战争至太平天国起义失败、1864年至戊戌变法与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及1901年至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不同时期。认为研究中国近代、现代史的重要意义在于认识历史如何规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

刘大年写的头一本书是《美国侵华简史》。1947年，他生病离开工作修养，开始收集中美关系史资料。1949年8月，《美国侵华简史》由华北大学出版，同时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不久经过修改、补充，于1951、1954年，以《美国侵华史》为书名，由人民出版社出。苏联、朝鲜、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相继出版译本。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第21卷（中国卷）历史部分刊有记录。

1953年秋天，中共中央设立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中宣部提名委员会由陈伯达、郭沫若、范文澜、吴玉章、胡绳、杜国庠、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刘大年、尹达等11人组成。刘大年与我国老一辈社会科学家、历史学家有密切联系。他与我国史学界著名的“五老”：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有很多工作关系。1955年至“文化大革命”以前，刘大年出版了《台湾历史概述》（与丁铭楠、余绳武合著）、《中国史稿》第四册（主持编写）、《中国近代史诸问题》等三本书。《台湾历史概述》可以说是《美国侵华史》的续篇。

刘大年主持了《中国史稿》第四册的全部编写工作，从提出提纲到最后定稿；近代史研究所的部分学者为这本书的编写，贡献了心力。

《中国近代史诸问题》是一本论文集，1965年出第一版，1978年出第二版时改名为《中国近代史问题》。其中《回答日本历史学者的问题》、《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和《论康熙》三篇论文，引起过国内外的评论和争论。1965年5月，他应邀出席巴基斯坦第十五届历史学会，提供的论文《亚洲历史评价问题》，受到与会者欢迎。1965年7月《人民日报》全文发表，同年11月和1966年3月，《北京周报》英、日文版和德、法文版先后刊载。

“文化大革命”以后，刘大年的研究工作，一是继续研究中国近代史，二是研究历史学理论问题。这以后，出版了《赤门谈史录》、《中国近代史稿》（第一、二、三册,主持编写）、《刘大年史学论文集》、《抗日战争时代》以及《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主编）等几部著作。

《赤门谈史录》主要讨论辛亥革命的性质，列举经济基础、领导革命的社会力量、同盟会纲领、革命的主力军等四项根据，说明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文化大革命”后期，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准备扩充。近代史部分仍由刘大年主持编写。他那时从设在河南回到了北京，还没有“解放”。郭沫若把近代部分独立出来，定名为《中国近代史稿》。刘大年约集丁铭楠、钱宏、樊百川、张振鵾、龙盛运、刘仁达、金宗英等参加编写。1978年出版第一册，1984年出版第二、三册。

《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出版于1987年。他讲历史学理论的文章大部分收在《论文集》里面。这些文章是：《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研究的对象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历史上的群众与领袖问题》、《历史研究的时代使命问题》、《历史学理论的建设问题》等。

1982年，日本文部省规定修改中学历史教科书，公然否认日本对中国的侵略。1987年，他在《近代史研究》第5期发表《抗日战争与中国历史》一文，表明他研究的深入。1989年2月20日，刘大年作为全国人大常委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上，就日本当局在侵华战争性质问题上的倒退做了义正词严的发言，曾吸引国内外视听。日本报纸迅速转载这个发言，苏联、法国、美国报纸、通讯社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当局的行径。此后几年里，刘大年撰写了好多篇有关抗日战争史的论文。1996年，他将这些论文结集出版，题名《抗日战争时代》。同时，他还用相当多的精力，组织并主持编写了《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这本学术著作。该书在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时由北京出版社出版，1997年修订再版。

《刘大年著作目录》里有两篇文章，一篇题为《驳一个荒谬的建议——批判荣孟源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观点》，另一篇题为《吴晗的反革命面目》。刘大年之所以写出这两篇“恶文”，其根本原因，却在于当时的大环境。是应时应景的“遵命文学”。

这样两篇应时的“遵命文学”，事过境迁，大环境改变了，被批判者昭雪了、平反了。照道理说，大年同志在编辑自己的《著作目录》时不收也可以，至少，不会有人提出异议，但是，刘大年还是收了，特别是在有人“抗议”之后，还是收了，并且为此专门指示编选者：“作者认为观点是错误的，但篇目仍应保留，以符合实事求是。”

人一辈子做的许多事情中，可能既有好事，也有坏事。刘大年敢于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文过，不遮丑，不隐恶，坚持将自己写过的两篇“恶文”编入自己的《著作目录》，体现出一个历史学家忠于历史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