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显荣 简历 - 名人简历

父亲辜琴长年病卧在床，不久即病逝，由母亲薛面一手养大。8岁起，辜显荣便追随清朝进士黄玉书研读经典，一直到15岁。但此后一段时间，辜显荣的经历却说法不一。有人讲，21岁起，他开始经商，往来于上海、天津、宁波、福州、厦门、香港等地。26岁，辜与陈笑结婚。但也有人说，辜显荣并未经商，而是无业，后来到台北市贵德街一家茶行做临时工。由此可以断定，在甲午战争前，辜家不是富商巨贾，即使经商，也只能算是个小商人。对于他家如何从彰化鹿港迁到台北，他曾经商还是做临时工，至今未有可靠证据，但《马关条约》改变了辜家的命运却是事实。

1895年甲午战争后，依照马关条约，清廷将台湾割让予日本。同年6月，清廷派李经方出面与日本的桦山资纪在基隆港完成“交割”手续，从此台湾与澎湖落入日本。但当时的台湾有志之士反对清政府割让台湾，组成“台湾民主国”，拥立台湾巡抚唐景崧为总统、丘逢甲为副总统兼义勇军统领、板桥林家的林维源为议长，在台北一带部署正规军三万五千余人，抵抗日军登陆侵略。日本出动大批军队与联合舰队进行攻战，6月3日占领基隆，并向台北进发。台湾民主国不敌日军，首任总统唐景嵩仓惶内渡，多数粤籍团练与清兵抢劫艋舺，打家劫舍的盗匪也在岛上使枪弄炮，局面乱到不能再乱。台北城内一些有家有产的士绅商贾“务实”起来，他们觉得，不管统治者是日本还是清朝，日子总还得过，与其玉石俱焚，不如接受现实，让日军恢复正常秩序。一份欢迎日军进入台北城的“欢愿书”被拟定出来，却没人敢冒险去和日军会晤。此时，不到三十岁的辜显荣“挺身而出”，担当了与日军接洽的“重任”。辜显荣和士绅商贾李春生、白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6月11日，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因此事开始被骂为“汉奸”。同年8月，辜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进，协助剿杀抗日台湾人民有功，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水野遵到东京，受日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荣，也从此揭开了辜显荣在日本统治台湾时代的显赫岁月。

次年回台后，辜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后来，大地主林献堂所领导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通过和平方式积极为台湾民众争取应有的权益，而辜显荣却勾结板桥林熊征、李巡禧等亲日人士组成“公益会”与之进行对抗。

在日本侵占台湾之初，尽管辜显荣“有恩”于日本人，但日本人并没有将他与日本人等同视之。辜显荣因庇护一位台湾同胞而被日本人送进监狱达59天。后来，日本人又对辜的言行不满而对他经营的生意展开“询查”，辜氏在台事业发展受到影响。直到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于1898年2月出任）时代，日本殖民统治者才改变统治策略，对台湾民众的抵抗采取软硬兼施的招降措施，辜显荣因居间协调“有功”，才又开始真正飞黄腾达。

日本人在“以台制台”的策略下，让辜显荣联合台北士绅商议，创立保甲总局，组织壮丁团，对付抗日军民，并维持“地方治安”。1899年，儿玉总督宣布食盐专卖规则，全权赋予辜显荣办理。1900年，辜显荣被推为官盐卖捌组合长（相当现在的公会理事长），分级设立盐务总馆、盐务支馆、承销商等，同年9月，辜显荣在家乡鹿港开发盐田达247公顷。自此台湾食盐由不能自给转为自给有余，并开始外销，为经营这项专卖生意的商人带来丰厚利润。辜显荣还以商人独到的眼光于1902年起陆续在二林、鹿港等地开垦荒地，辟为蔗田，并投资30万元设立4个改良场，同时在鹿港镇设立制糖机械工厂，后来增加到18个工厂，每个工厂年产量在80至120吨之间，还在日本东京设立办事处，同时购买一艘“大义丸”客货两用蒸气船进行货物运输，为辜家赚进无数财富。但日本人不会让辜家独享，三井、三菱、铃木先后进入台湾，台湾人经营的本地企业难以生存与发展，辜显荣便将多个糖厂转售给大日本制糖公司。但辜显荣并未放弃此一领域，1920年，他投资500万元创办大和制糖株式会社，自任社长。不料次年又被日本明治制糖株式会社吞并，辜显荣仅为会社的监察人。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辜显荣即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巴士海峡和台湾海峡的侦察活动。

台湾日治时期曾有一首流行于台北艋舺的酒场间的歌：“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辜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毋管阮娘旧亲情。”

1909年，被选为台中厅参事，获得鸦片经销权。辜显荣还用自己的资本大量开发土地。他于1900年设立“牛埔厝大丰馆开垦事务所”，随后又在二林、鹿港开垦荒地1500公顷，并建立灌溉设施。同时在台中、虎尾购置大量地产，进行开发。1915年，辜显荣就到大陆，接受段祺瑞政府经由日本大使馆颁发的勋二等“大绶嘉禾章”外，还被授予实业顾问头衔，曾与大陆实业家讨论建立山西矿业事宜。辜显荣还在张家口见到当时的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受到隆重礼遇，目的是搞“中日亲善”事宜。1922年2月，辜显荣创办大丰拓殖株式会社，从事土地开垦、造林、红糖制造及米面、肥料的贸易业务，次年任台湾红糖协会名誉理事长。从此“大和”与“大丰”成为辜家事业的两大支柱。开发凤梨（菠萝）园、建立凤梨罐头厂，成为辜氏家族又一个摇钱树。1925年到1935年10年间，辜显荣在高雄、屏东开垦凤梨园达230多公顷，其间还于1929年在屏东市内建立凤梨制罐工厂。当时，台湾此类工厂达到80余家，于是在辜显荣的出面协商下，于1931年组成“台湾凤梨罐头共同贩卖株式会社”，自任社长。辜显荣还建立了许多其他企业，像高砂铁工所（1917）、台湾渔业（1919）、大丰精米工厂（1922）及从事销往大陆木材的集大木材商行（1920）。辜家拥有如此众多事业，自家人已不足用，辜显荣便大量起用专业人才，以确保企业的经营活力。在他飞黄腾达之时，日本总督曾特别“恩赐”他在家乡鹿港建造一栋富丽堂皇的宅邸，也就是今日的鹿港民俗博物馆。可见，他与日本人的“友谊”关系之深非同一般。1923年7月，辜显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时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八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支那，民国至今十二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其次，就是我对警察官的意见。警官之中，难免有无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无视他们；他们是有资格，不可与他争辩了。”11月8日，辜显荣与知日派商人板桥林家的林熊征等人组织“台湾公益会”，协助日本压制“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等民权运动。1924年，辜显荣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声明书，指请愿运动并非所有台湾人的意思。日本检察官三好一八在治警事件时期曾赞赏他是“颜智”（印度圣雄甘地的台语音译）。台南诗人谢星楼曾写一首诗讽刺他：“辜显荣比颜智，蕃薯签比鱼翅，破尿壶比玉器。”

辜是曾获得大正天皇邀请在御苑聚会（春天有“观樱会”，秋天有“观菊会”）的台湾三巨头之一，另两人是林熊征与蓝高川。

1933年，中国第19路军的陈铭枢、李济深在福建发动兵变，宣布起义，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反对蒋中正。这时，日本民政党出身的在台总督中川健藏见有机可乘，便准备拨款300万元，欲收买陈铭枢，并计划以“保护日侨”名义派兵舰到福建，妄图将福建也纳入日本控制范围。蒋中正获知此事后，赶忙派其秘书长李锋一前往台湾，与辜显荣接触，请他出面劝日方不要支持陈铭枢。不久，日军果然撤出福建，还将一张“福建政府”的军事地图交由辜显荣转交蒋中正，辜家从此建立了与蒋氏政权的关系。日本发动“9．18事变”不久，于1934年3月在东北建立满州帝国政府，12月日本政府内设“对满事务局”，派辜显荣到大陆进行各种分化活动。12月14日，辜显荣首行拜见国民政府秘书长杨永泰，大谈“日华亲善”。杨永泰则指出:“如日本犹不改其狰狞面目，满州问题不能圆满解决，中日敦善，其犹缘木求鱼，终不可得乎！”当时，辜显荣认为中国已被日本控制，无力抵抗，而且称要不是日本击败俄国，满州早已为俄国所占，“满州之存于今日为中国有者，日本之功也”。辜显荣也因有这层关系被日本人看重，1934年，辜被昭和天皇敕选为贵族院议员，为台籍第一人。1935年元旦，蒋中正在杭州西湖接见辜显荣，蒋对日本的霸道行径进行了揭露。而辜显荣再次表示日本资源有限，中国应体谅其艰难，中日问题即可解决，实现亲善，再次为日本侵略中国辩护。他在给陈铭枢的信中却讲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贻祸至今，蒋中正步其后尘，缪守不变……徒以笼络伎俩，排斥异己，以致地削民贫”，其逻辑十分荒谬。1937年2月，日本为侵华战争作准备。辜显荣不顾重病在身，再次受日本人指使亲自来大陆，拜访上海黑帮头目张啸林、杜月笙及国民党要人陈仪、汪精卫、张群等，进行“日华亲善”游说，而日本人则在私下进行战争准备。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揭开了侵华的全面战争，中国政府被迫对日宣战。辜显荣不听医生劝告，立即飞奔东京，参加贵族院召开的临时会议，病情加剧，于12月9日在东京去世，是年72岁，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军战败，中国接管台湾，辜家收购《辜显荣翁传》并予以焚烧，以逃避中国台湾省政府对“汉奸”责任的追究。

妻妾

陈笑 生辜敦治(适丁瑞彬)、辜注治(适陈栈治)、辜津治(适黄逢平)三女
翁富
张悦 生辜岳甫
施过 生辜振甫
黄宝
岩濑芳子 生辜伟甫、辜京生、辜宽敏三子及辜秀治(适萧成美)

养子

辜孝德（兄辜显忠之子，因辜显忠早逝而由辜显荣继养）
辜皆的（娶元配时领养）
辜斌甫（二房翁富领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