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尔维尔（作家） 个人简历介绍

　　麦尔维尔，美国伟大小说家、诗人。1819年8月19日生于纽约的一个商人家庭，1891年9月28日卒 于同地。麦尔维尔的祖先是苏格兰的一个名门望族，早在麦尔维尔祖父那一辈，就已经来了美国，并且参加了独立战争，在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在他少年时代，父亲破产，家庭一下子从富裕堕入潦倒之中。麦尔维尔12岁时不幸丧父，15岁时就结束了仅仅四年的学校生活。因家境恶化，使他不得不走向社会独自谋生。他先后做过银行职员、农场工人、乡村教师，备尝了人世间的冷暖。因父亲破产，未成年便离开学校，自立谋生。此后不久，他不得不从银行职员做起，先后做过店员、农场工人和小学教师，尝尽了生活的酸甜苦辣。

　　1837年，18岁的麦尔维尔怀着满腔的忿懑和对社会的抵触，逃上了一艘帆船，开始了他的航海生涯。第一次的航海只是激起了他更强烈的愿望，1839年，到一艘往返于美国纽约和英国利物浦之间的轮船上当服务员，开始了5年海上生活。其间曾在几艘捕鲸船和邮轮上当过渔叉手和普通水手，足迹踏遍四大洋，还曾流落到塔希提岛和马克萨斯岛上，在有食人风气的土著部落中生活过一个时期，并作为水兵在美国号战舰上服过役。从1841年起，他开始登上捕鲸船做水手了。在随后的3年间，麦尔维尔随着捕鲸船到了世界上的很多地方，大大开阔了眼界。不仅如此，他还和捕鲸船上的其他伙伴一起，同捕鲸船上的专制行为做了一定的斗争，并且还曾因暴动等原因被监禁。后来，麦尔维尔加入了美国军舰“美国号”，在舰上服役，直到1844年他在波士顿上岸，结束自己的航海生涯。这些经历为日后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1841年到1844年的航海生涯对麦尔维尔的一生影响很大，而这其中，相当的时间是在捕鲸船上，这样，麦尔维尔的思想基本上被奠定了。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和强烈的思想构成了以后麦尔维尔写作生涯的基础。他的作品是他生活的写照，也是他思想的写照。

　　1844年，麦尔维尔退伍回到纽约，开始创作生活。最初的长篇小说《泰比》、《奥穆》、《马尔迪》都是以他在南太平洋的生活为依据写成。其中《泰比》描写了他在马克萨斯岛上的食人部落泰比人中的惊险经历，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给当地土著人的淳朴生活带来的破坏，因此受到教会的谴责。另外两部长篇小说《雷德本》和《白外套》也是描写海洋生活的。这些作品给美国文学带来了崭新的领域和内容，在美国读者中广受欢迎，作者因此赢得了海洋文学家的称誉。

　　围绕着麦尔维尔，一切都是悲剧。创作悲剧作品本身并不是悲剧，只有创作悲剧作品的人成了现实悲剧中的主人公时，真正的悲剧才产生了。梅尔维尔最初的两本书《泰皮》（1846）和《欧穆》（1847），是根据他在泰皮和塔希提的见闻经过艺术加工而写成的游记。1847年梅尔维尔开始创作《玛地》，并同纽约文艺界接触，经常为文艺刊物写稿。1849年梅尔维尔出版《雷得本》，1850年出版《白外衣》，都写航海生活，也都获得好评。这年夏天他与霍桑相识，两人成为邻居和朋友。1866至1885年他在纽约任海关检查员。1866年他自费印行第1部诗集《战事集》。1876年又自费出版以宗教为题材的18000行长诗《克拉瑞尔》，1888年和1891年自费出版诗集《约韩·玛尔和其他水手》和诗集《梯摩里昂》，各印25册。

　　梅尔维尔于1891年9月28日去世。一生潦倒不得意，他的作品在当时大多也不受欢迎，1851年，他发表了自己的代表作《白鲸》（又名《莫比·迪克》），但没有引起读者和评论界的重视，这使他十分失望。《白鲸》之后，麦尔维尔后期作品中比较重要的有小说《彼埃尔》（1852年）、《伊萨雷尔·波特》（1855年）、《骗子》（1857年）、长篇小说《比利·巴德》（死后于1924年被整理发表）和短篇故事集《广场故事》（1856年）。但是以上这些作品在当时都受到读者的冷遇，麦尔维尔本人也几乎被人遗忘。1891年，麦尔维尔在世人的漠不关心中逝世于纽约——他的出生地。死后3天，《纽约时报》才在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刊登了这个不幸的消息。这些作品长期没有得到重视。直到20世纪20年代，麦尔维尔的价值才被美国文学界“重新发现”，确立了他在美国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西方评论家才对麦尔维尔的后期作品，尤其是《白鲸》非常感兴趣，赞誉它为一部美国文学经典著作。1956年06月27日，由导演约翰·休斯顿（John Huston）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白鲸》（又名MobyDick）在美国上映。

　　1851年完成的长篇小说《白鲸》（即《莫比·迪克》）是梅尔维尔的代表作。这是一部寓意丰富、深刻、笔触雄浑的长篇小说。它记述在19世纪上半叶美国捕鲸业蓬勃发展的年代，从事捕鲸业40年的裴圭特号捕鲸船船长亚哈在同一条巨大凶猛的白鲸莫比·迪克搏斗中船破身亡的经历，反映出作者对当时资本主义巨大发展的疑虑和惶恐心情。

　　书中描写了海上航行和纷繁的捕鲸生活，被誉为"捕鲸业的百科全书"。整部作品，寓意深刻、语言流畅、感情凝重、切合主题，并用象征性手法，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罪恶，人物刻画栩栩如生，内心描写委婉生动。

　　但是，这绝不是一部单纯地叙述发生在海洋上的一个人与黥生死相博的传奇故事；麦尔维尔对海洋和海洋生物的严酷态度比故事本身更让人精心动魄。在他讲述的可怕而残忍的故事里，作家绝无一丝爱怜海洋生物之意，他是为那些来不及洗濯双手的海洋征服者擂响战鼓，为那些以血腥方式征服大自然斗士们的疯狂行动，尽最大可能进行合理性辩解。幸运的麦尔维尔成功了：追杀白鲸的血腥故事获得了一圈彩虹的光环，成为一部不朽的著作，成为西方文学中的经典，迷倒了一代又一代读者。《白鲸》一书是美国文学史上公认的经典文学著作，是史诗般的小说。它气势磅礴，场景宏大。不仅反映了美国水手向大自然进军的艰辛历程，而且也表达了人类不断进取的坚强信心。

　　《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麦尔维尔12岁时不幸丧父。1837年，他踏上一条美国商船当服务员，开始接触海洋生活。1841年又转移到捕鲸船上当水手。《白鲸》就取材于这一时期的海上生活。海上4年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经历，他戏称自己是在受"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教育。这段生活对他的创作起到了关键作用。随后，麦尔维尔随捕鲸船漫游了世界许多地方，开阔了眼界，同时也为创作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842年曾被南太平洋马克萨恩群岛上泰皮尔族俘后逃脱，辗转到一条澳大利亚商船上当水手，又因违反纪律被囚在塔命提群岛。越狱后，他又重新回到捕鲸船上当投叉手，1843年正式投入美国军舰"美国"号上服役，至1844年退役后，才结束了自己的海上生涯。此间，对麦尔维尔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坎坷的经历、丰富的生活、强烈的愿望，奠定了麦尔维尔写作的丰厚基础。

　　《白鲸》也可以说是麦尔维尔的生活写照。小说的创作始于1850年2月，脱稿于1851年，并于同年出版。那年麦尔维尔才32岁。麦尔维尔晚年潜心诗歌创作，自费出版三部诗集。1866年～1886年，他在纽约海关当检查员，但也没有改变他的厄运，他终于在穷困潦倒中默默无闻地死去，直到20世纪中期，他的创作天才终于被人们发现，并被人们公认为世界级作家，其作品也随之奉为经典文学著作。

　　跳开1851年，站在21世纪的视点重新审读《白鲸》，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白鲸》从始到终贯穿一条主线：人一旦置身于大自然中，唯一的选择只有充当征服者，他与被征服对象的关系必然是对立的，两者是彼此仇视的、互不相容的。麦尔维尔对亚哈船长的塑造尤其突出了这一点，使其成为《白鲸》这部书的灵魂。在麦尔维尔笔下，虚拟的大海与真实的大海相去甚远，麦尔维尔的大海永远是变幻莫测、充满险恶的，它是“冷酷恶毒的”，它有“幽灵似的白浪滔滔的洋面”，即使晴朗的天气，“在它那一派蔚蓝的、柔和的底里，隐藏有一种邪恶的魔力。”这就是“大寿衣似的海洋”，一切邪恶皆来自它的最深处，它孕育了凶残无比的大白鲸，还有嗜人血的抹香鲸，而大白鲸在大海中横行无忌，简直就像个“蠕动的海魔王”。

　　总之，在作者的描述和勾勒下，翻动着白色浪花的大海与幽灵般的白鲸，两者在阴险、邪恶的轨道上融为一体。为使阅读者真切地感受大海的险恶，作者从《白鲸》最初的章节起始，竭力渲染紧张、恐惧的气氛，他引领读者走进与棺材谐音的“彼得·科芬”大鲸客店，那装饰古怪的居所处处闪露着凶兆，使人联想到无处不在的死神。连人们寻求心灵庇护的教堂，也无法使你摆脱对死亡的恐惧，面对一座座葬身于大海的海员墓碑，读者直接感受那索取人性命的元凶迫近的气息。神父的布道更是异乎寻常，他“曳长而庄严的声调，有如一只陷在迷雾的海上的船只那种不断敲击的钟声”，他的吟诵将人们的恐惧拖至深渊：“大鲸的恐怖和肋骨/困我在阴森可怕中/神光普照的浪涛滚滚而过/把我高高举起/重重抛进毁灭之都……”似乎这还远远不够，神父反复宣讲《圣经》中“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的那一段落，将大海，及大海中的生物同基督教历史神话连接起来，将人的恐惧、人的死亡归罪于大海，将人与大海、与大海中那“一条大鱼”的对立与冲突视为历史的必然。甚至那艘以灭亡的印第安部落名称命名的“裴廓德”号捕鲸船，也是隐喻“死亡与决斗”。这艘“用它猎逐到的敌人的骸骨来打扮自己的船只”，竟是用花白的鲸骨打造的。

　　这些描写和叙述不仅将大自然恶魔化，而且不可缓解的仇恨压倒了一切。仇恨的对象具体而明确，就是那头出没于大海中邪恶无比的白鲸，人与大海、与海中巨兽的对立和复仇情绪，已是箭在弦上不能不发。在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在真实的人类狩猎历史活动中，某一种狩猎活动，在它的准备状态，在其行动的前期阶段，果真要在猎手的心灵中灌输和强化对所猎取对象的恐惧情绪，直至把这种情绪引向仇恨吗？这是容易被阅读者忽略的常识性问题。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作家在这里明显进行了有意的歪曲和改写，其中隐含了作家写作的深层动机和目的。阅读和了解人类学家所记载的狩猎部族习俗，我们将会发现，无论在印第安部落、还是在爱斯基摩人中，无论在非洲和亚洲曾以狩猎为生的原住民中间，他们与猎取对象的接触或遭遇，更多的是欣喜，同时伴随着久远的敬畏（类似的场景，还能从美国电影《与狼共舞》所复原的印第安部落习俗中看到片段）。假如某个猎手对某种猎物有了怨恨，不管他是部族头人还是首领，都不会把个人的怨恨提升为整个部族的仇恨，那将引发疯狂的滥杀，或退而避之，全部族选择迁徙之路。但这势必危及群体的生存，甚至毁掉整个部族的生计。为此，我们不能不追问，麦尔维尔是否犯了常识性错误，将他所描述的猎手对猎物的仇恨当成人类固有的、原发的、普遍化的共通现象？这里更可能的是，作家并不只是简单地犯下常识错误。探究其源由，根本原因恐怕还在于麦尔维尔所处社会环境的变化，这变化是前所未 有的、来势汹汹的、难以抵挡的。1851年前后的那一时段，一只看不见的大手将历史折为两截：被翻过的那一页，无论其多么漫长（包括所谓封建社会），从总体上说人类对大自然取一种敬畏的态度，在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中都是维持低限度生存水准，以同大自然保持相对协调；翻过的这一页，是以“资本和利润”为推动力的历史新开端，征服和占有大自然成为它的题中应有之意。美国心理学家弗罗姆在他《占有还是生存》（1976年出版）一书中对此有过深刻的论述，他认定“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逐步地发生了一种深刻的变化，经济行为与伦理学和人的价值观念分离开来。”他认为资本主义已是“一个有着自己的动力和规律的运动着的系统”。他分析了重占有和重生存这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追溯其历史渊源，从中得出的结论是：“这两种生存方式的区分以及爱活物和爱死物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爱，是人类生存的至为关键的问题。”毫无疑问，麦尔维尔全身心地沉浸在类似于“爱死物”的那样一种冲动中，他竭力渲染人与大自然的对立情绪，将这一情绪引向仇恨。这种仇恨一旦合法化，就能为那些追逐利润的人们，为贪婪得发疯的资产阶级，为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随之而来的在更大的海域、在更广阔的大自然中，进行更疯狂的屠杀，无休止的占有，找到了无所顾忌的行动口实，清除了征服者的心理障碍。

　　“征服和占有”确实是1851前后那个时代的大主题，麦尔维尔紧紧地抓住了它，又在《白黥》写作中占有了它。

　　《白鲸》为读者提供了这样一段有趣的场景：亚哈船长一只手抓着护桅索，一只手高举着一枚西班牙金币，口中高喊着：“你们随便哪一个给我发现这条白鲸，就可以拿到这枚金币，朋友们！”在大海中，在航船上，以西班牙金币悬赏第一个在桅杆上发现猎物的人，这样的情景令人眼熟，肯定在哪里发生过。它与某一段历史，某位声名显赫的征服者有关。查一查， 《哥伦布航海日志》中就有类似的记述，那应该是1492年10月至12月的某一天，哥伦布乘“平塔”号探险船航行在大西洋上，他就是以同样的姿态，同样的口气，以西班牙国王的名义宣布：第一个在桅杆上发现陆地的人将得到赏金。这是历史的照搬和刻意复制吗？究竟是麦尔维尔无意中设置了这一情节，还是因为大海和航船等相似的场景，使他下意识地套用了当年殖民扩张时哥伦布的焦虑？这一时难以认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两个发生于不同时代的故事，既然使用了相同的情节，必然在某些方面有内在的联系：主人公（或当事人）意识到征服和占有是他此行的唯一目的，意识到金钱所具有的无法抗拒的魔力。从这富有象征和隐喻色彩的情节中，读者或许应该不难找到这样一种联系：在麦尔维尔的潜意识中，哥伦布，或这一类人是值得效仿的楷模：他要做一桩大事情，他要完成有一个大发现，他要征服一个大目标。这征服欲，也就是弗罗姆所说的“爱死物”的欲望。这一欲望通过爱尔维尔所虚构的人物和故事一点一滴地表露出来。

　　这里要特别指出，在《白鲸》的整体结构中，麦尔维尔还为表述这一欲望（也是为了迎合某种社会欲望）专门设置了足够的叙述空间。这表现于：在故事的叙述过程中，作家再三再四地中断叙述，造成叙述的间隔，在这些间隔中插入大量的非叙述性文字。而这一堆堆插入的文字如赘生物，明显地使这部作品显得臃肿而庞杂。有意思的是，《白鲸》结构上这种臃肿和杂乱，反被一些评论家认为具有知识的含量、历史的厚度，称其为捕鲸方面的百科全书。然而，这样的评价忽略了这些插入的非叙述性文字其实另具功能，另有意义。在麦尔维尔的心目中，它们与小说中的叙述性文字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这也是显而易见的。

　　麦尔维尔在“鲸类学”章节中，有意展示了他所掌握的有关鲸类的丰富知识，不仅将不同的鲸进行分类描述，还在描述其形态和习性的过程中，指出哪一种鲸的“商业价值又是最高的；因为它是人们能够从它身上获得贵重的东西，即鲸脑的唯一动物”；从哪一种鲸的“嘴巴里所提炼出来的芬香可口的油是极其名贵的，是珠宝商和钟表匠所竭力搜求的东西。”他出示收集到的资料，还谈到独角鲸的角，声称在古代它是被“当做抗毒的灵剂的，因此，它的制剂售价很高。”但有关这种独角鲸的信息少之又少，只有在1576年的文献中有段记载，那是英国的马丁·弗罗比歇爵士探险归来，将一只独角鲸的角献给了伊丽莎白女王。至于鲸类的食用价值，细心的作家并没有忽略，他在“做菜的鲸”一章中津津有味地谈到，300年前，法国就把“露脊鲸的舌头当做一种珍肴美味，而且价格卖得非常高。”说到小抹香鲸，“把它的脑髓当成一样上等菜。用一把斧头，将这种精巧的脑壳敲开后，肥肥白白的两大爿就折裂开，然后把它们和着面粉，煮成一种最惹人喜欢的食品，味道之芬芳，有点像小牛脑……”

　　很明显，作家在这里是向一大批为数众多的隐形读者诉说。这批读者对猎取和屠杀没有兴趣，他们不愿自己的双手染上血迹，但他们却有很高的消费趣味，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的关注点集中在珍希物品上。为了满足这些隐形读者的特殊口味，麦尔维尔被“资本和利润”浸透过的商品意识已溢于言表。从这一角度阅读“割油”、“绒毯”、“海德堡大桶”、“龙涎香”、“手的揉捏”、“炼油间”等章节，从那大段大段工厂化操作的描述中，被牵着鼻子绕来绕去的读者终会发现，原来这里谈及的，才是远洋捕鲸的真实目的，它与金钱和利润直接挂钩，它是捕鲸、猎鲸、屠鲸的原初动机，与所谓的“复仇”和“仇恨”根本就没有什么瓜葛。在这条轨道上还谈什么正义与邪恶！捅破这一层窗户纸，读者或许有上当受骗之感。特别是在“抹香鲸头——对比图”和“露脊鲸——对比图”这两个章节，麦尔维尔引领读者以占有者的姿态把玩手中的猎物，他触摸鲸的唇、舌、须，把玩鲸的头颅，将鲸的“整个头当成一只大提琴，而那些个喷孔，就是大提琴的声板上的壁孔。”他细细地观赏鲸“头顶上的奇特、隆起、鸡冠形的覆盖物——这种碧绿而缠来缠去的东西……”他翻看鲸的牙齿和嘴巴，“这只嘴巴真是多么漂亮雅致呀！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有镶里，或者不如说是用一层白色薄膜裱褙 的，光辉闪烁，宛如新娘穿的缎子。”这情景恰如一只老猫把玩爪下的小老鼠。够了，这到底表现了一种什么心理？与捕鲸手的心态（无论怎么说《白鲸》还是以捕鲸为主线）是否相符？我们不能不有所质疑。从人类学家泰勒、弗雷泽的专著中不难发现，狩猎部族猎获之后通常是以敬畏的心情抚慰自己的猎物，安慰它，讨好它，并以多种方式为自己的行为开脱、谢罪，这不只是部族成员自觉履行的习俗，而是他们自然信仰的一部分，同他们的生存方式合为一体。这样的习俗在亚洲、在中国的北方，在西伯利亚的密林中，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如今，在世界某些边远地区的部族文化中仍然存留着。美国作家海明威在他的《老人与海》 （出版于1952年）中，就以令人信服的细节描述了老渔民与一条大鱼搏斗的经过，其虔诚、敬畏的心境和猎取大鱼后的失落感，给人以刻骨铭心的记忆。显然，麦尔维尔清楚地意识到他面对（或者说他感兴趣的）的是什么样的读者：这是一个新兴的强力集团，是特殊群体，这一群体的行为心理特征早与传统相悖，特别在对待大自然、对待自己占有物的态度上，同古老的传统有了本质别。

　　虽然麦尔维尔在他的小说的非叙述性章节中，塞进了大量浸透和渲染了占有的快感，也就是“爱死物”的快感的文字，直接表述了带有资本主义原始资本积累时期强烈特征的价值观念，不过这毕竟是构成小说的次要结构因素。麦尔维尔的主要贡献是塑造了一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亚哈船长。从《白鲸》问世以来，如何看待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一直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1988年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对亚哈船长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这一人物给阅读者带来的历史性联想时，认为亚哈的对手白鲸，是“一条u2018约伯的鲸u2019，是和那些原始的传说中的恶龙和海怪同属一类的，是那些肆虐于创世之际的混沌的力量象征；而亚哈则是柏修斯、圣乔治式的人物，自愿担当起救世的重任，去实现《以赛亚书》中的预言，去u2018屠杀海里的恶龙u2019。”在这样一个神话的映照下，亚哈还是“一位十九世纪的思想家。”

　　按照这一思路，亚哈船长俨然是为正义而行动的悲剧性英雄，他在思想与行动上与《圣经》中的英雄神话、英雄人物一脉相承。在这篇短文里，不便讨论基督教早期自然观的利弊得失，引人注意的却是麦尔维尔为把亚哈船长、甚至将整部《白鲸》同基督教神话传说联系起来的种种努力。他在《白鲸》臃长的引文里，例数圣典中有关“巨兽”、“大鱼”、“大鲸”的记载，借用神话写作的方法，将亚哈船长装扮成半人半神的形象，他的仇敌也被赋予某种超自然的力量，形成了虚拟性叙事与神话性虚拟两种表述方式相互交融的叙述策略。这种写作策略亦虚亦实、亦神亦鬼，容易使阅读者产生类似服用迷幻药那种虚实颠倒的幻觉。亚哈船长一出场，就像“一个刚从火刑柱上解下来的人，………一条细长的、青白色鞭痕似的东西，像根线一般从他那簇灰发里蜿蜒而出，直顺着他那焦黄色的半边脸和脖子而下，消失在衣衫里。”作者并不点明造成这副伤残面孔的直接原因，而是引导阅读者按照他的暗示去想象。作者勾画了亚哈船长半倚半站的轮廓，强调的却是他的那条残腿，告知读者它是用“抹香鲸的颚骨加以磨光修整做成的”，省略了造成这位捕鲸船长伤残事件的缘由。将一个饱受伤害的形象推到读者面前，使读者没有机会思考那桩事件的原发过程：究竟是猎手攻击猎物在先，还是伤残了的猎物被动反扑在后？在这里，一个前提，一个必不可少的猎取和占有的动机被悄悄地掩盖了。那头大鲸变成了天生的恶魔，它成了捕鲸手的“天敌”（进而也就成了人的天敌）。而这位受伤害者所有的仇恨，所有的复仇行动因此变得正当，变成情理之中的事情。作者轻松地滑过了对那头大鲸，对大海，对整个大自然恐惧和仇恨起因的解释，以纯粹的复仇掩盖了一切，掩盖了远比宰杀一头恶兽更为实在的图谋。同时，小说为亚哈的疯狂和偏执，为那些同他的行为相类似的举动，找了可辩解的理由：“他对于白鲸的报复心理可能会多少扩大到一切抹香鲸，……他越多杀巨兽，就越增加机会，因为这样一条条地杀下去，最后的一条鲸就会是他所要猎击的可恨的鲸了。”

　　这是推出亚哈这一形象的图谋所在，也是这一形象的功用和价值所在。无论作者怎样遮掩，这一人物显然是为“扩张和征服”的目的塑造的，他具备这一目的所需要的一切特征：他头脑中只有一个目标，胸中翻动的只是一种情绪：他要彻底毁掉那头鲸，哪怕追杀到地狱的尽头。他成了驰骋于大海之上无所畏惧的超人，他是“船上的可汗，海中的之王，也是大海兽的太君”；他成了力量的象征，“施行一种随心所欲的霸权”；他是以自我意志为中心的旌旗手，不顾“裴廓德”号船员的生死，行为完全被所谓的“斗志和意志”所支配。这位与古代君王同名的捕鲸船长，最终以三天三夜的搏斗，完成了英雄的征程，按照作者的设计以殉道的方式与白鲸一道沉入海底。至此，这部虚拟作品释放了全部能量，把紧张、恐惧、仇恨、复仇的极端化情绪塞进了读者的记忆，进而成为长期存在的公众形象记忆的一部分。不管人们喜欢还是不喜欢，亚哈船长最终成了一尊在大自 然面前不负任何责任，毫无敬畏和忏悔之心的冷面偶像。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形象助长了在大自然中无所顾忌、疯狂的行动，影响了这一行为向更大的范围蔓延。这一点，人们可以从1851年之后的那一段历史，从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在陆地、在海洋，肆无忌惮的扩张中，从陆地生物和海洋生物大量灭绝的境况中有所感悟。

　　可以说，这就是《白鲸》写作的谜底。对人类社会的进步而言，无论它是一本好书，还是一本“坏书”，已是历史的一部分，成为支持资本主义体系的中心话语的重要部分，与当今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与人类的未来生死攸关。将1851年的麦尔维尔与资本主义体系捆绑在一起，进行批判性思考，有如翻弄一本陈年旧帐，但只要能给眼下被生态环境问题困扰不安的人们，带来一些有益的启示，就是值得的。

　　主人公亚哈船长和白鲸莫比·迪克是一对尖锐的矛盾，这个矛盾集中代表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强烈的冲突。用我们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衡量，这个冲突的发生是客观的、必然的、不可回避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一个非常形象化的体现。亚哈船长是人类在自然面前的代表，是人类派来征服自然的。他是普通的人，却有着普通人所没有的坚毅刚强和不为名利所动的种种美德，但同时，在他的身上我们还发现了疯狂、自私、刚愎自用等种种劣迹，使我们对这一形象产生了全面立体的认识。从他的美德看，他近乎神明，让人信奉和激动不已；从他的阴暗的一面看，他又越来越接近莫比·迪克而成为了一个恶魔，让人感到可憎又可怕。正因为如此，亚哈船长才是一个真实而强大的人，只有他才能完成人类所赋予的剿灭白鲸的使命。对于亚哈来讲，这使命是神圣的，是历史性的。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是由无数个剿灭白鲸一样的过程组成的，每一个过程都有一个亚哈作为领袖。这领袖非亚哈莫属。因为亚哈既强大威严得像一个神，又确实是一个人。人类不可能依靠神力来征服和改造自然，那只是被称作神话的美好愿望。亚哈担起了进击自然的使命，它赢得了所有勇敢的人的尊敬和爱戴，他招致在自然面前缩首缩脚的懦弱的人的恐慌甚至憎恨。于是，人类自身的矛盾产生了，并且一步步加剧，仅次于人与自然的矛盾。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必须解决好内部的矛盾，必须克服自身的种种弱点，只有这样，才能在与自然的较量中获得成功。

　　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包括了以上种种的因素。“裴廓德号”是人类社会本身的一个高度概括，是那个年代人类状态的一个缩影。亚哈船长剿灭白鲸的过程是人类征服自然的过程中的一个浓缩，是无数次殊死斗争中的一次。白鲸莫比·迪克是自然的代表，当然它也是自然阵营中最杰出的代表。莫比·迪克是一种自然力量的象征，是同样强大的自然的一种具体体现。自然由强大的莫比·迪克和无数个平庸的其他组成，正像人类由强大的亚哈和无数个平庸的斯达巴克、斯塔布和弗拉斯克组成一样。自然是丰厚和大度的，它是人类的依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宝库，是人类的衣食父母，失去了它，人类将不复存在。自然是吝啬的，它从来都不主动给人类什么，人类从它身上得到的一切，都是靠着自己索取甚至掠夺而实现的。所以，人类搞不清自然究竟是人类的恩人还是仇人，还是时而是恩人时而是仇人，这一点，恐怕它自己也搞不清楚，因而才如此的矛盾重重。但是，仅就大鲸而言，自然和人类的冲突只可能是你死我活的，因为，人类行为方式在大鲸的身上只体现出对自然最残酷和最无道的一面，同样，大鲸所回报给人类的也只有殊死的反抗和阴险的报复。

　　在这样无数的矛盾之中，无数的冲突产生了。莫比·迪克充当着自然界的酋长，自命为自然的守护神，因而亚哈和莫比·迪克的冲突不可避免。在自然与人类的冲突中，结局的胜负是事关重要的，它影响着世界的前途，自然也决定着人类和自然的命运。最终亚哈和莫比·迪克同归于尽了。人类和自然谁也征服不了谁，他们就像是地球的两个极一样，互为依靠，互为补充，维持着世界的运转。人类和自然，是做敌人还是做朋友，这个问题找不到答案。逝去了的亚哈和莫比·迪克解决不了这个难题，现代人不知能否解决。人类如何面对自然，是人类所永久面临的一个话题，是人类能否保持自身的一个关键。

　　《白鲸》是伟大的作品，是力量和思想的所在，是美国文学史上的史诗之作。作者从富有到贫困的转折决定了他坎坷而闪耀着光彩的命运，而命运的多舛和对命运的不断抗争，则决定了他人生的力度和作品的力度。

　　《水手比利·巴德》是作者又一部代表作，写于作者逝世前夕，在作者死后三十余年后发表，并引起极大的轰动。 在《比利·巴德》中，麦尔维尔回归于《白鲸》中时常萦绕于他脑际的，关于命运、神意和人类在宇宙间的地位这些问题。《白鲸》最为著名的一个章节，是一个自我包含的故事，叫做《“大鲸出来了号”的故事》，讲一艘船上的水手和大副之间的冲突，当大副被那条白鲸莫比·迪克杀死时，两人之间的冲突是在看似神意的判决之中获得解决。一个相仿的貌似神意的判决行为处在《水手比利·巴德》的核心，该篇探索两种司法体系——人性与神性——证明是彼此互不兼容时所发生的状况。“英俊水手”比利，获得船员伙伴的尊敬甚至爱慕，却被不正当地指控为阴谋叛乱，指控他的人是船上的纠察长约翰·克腊加特，而他的行为动机似乎只是被一种难以解释的天生怨毒所驱使。在克腊加特当着威尔船长的面发出指控时，比利简直是震惊得说不出话来，他挥拳朝纠察长打去。那一拳，看样子好像是出于本能反应而不是有所预谋，结果却是致命的。威尔，把比利叫做是“命中注定的孩子”，心里认定比利是扮演了上帝的复仇天使的角色，可他也意识到，比利的行为违反了军法，使他变成了罪犯。“是让上帝的天使给打死的！”他惊呼道。“可是天使必须绞死。”比利被一个匆忙召集起来的“战地临时”军事法庭判处死刑，而他宽恕了那些刽子手，他最后说出的话是“上帝保佑威尔船长！”

　　根据这篇小说一九六二年权威文本的编辑哈里森·希福德和默顿·希尔茨的说法，麦尔维尔起初把比利想象成是“一个年事稍长的人，因煽动哗变而被定罪，而且正如指控的那样显然是有罪的”。但是随着写作的进展，他对主角的构想有所深化，到了一八八八年十一月，他已完成了一份超过一百五十页的手稿，其中比利已经变成了那位“正直的野蛮人”，因杀死纠察长约翰·克腊加特而被判处绞刑，而纠察长是以捏造的罪名指控了他。这个新的动向，至少部分是由于此前六月份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而似乎突然加速，它讲的是一八四二年美国双桅战舰“萨默斯号”上的哗变。在和平时期的巡洋练习期间，“萨默斯号”的三名船员因策划哗变而被船长亚历山大·斯利德尔·麦肯齐断然绞死，没有正式传讯、审问、允许证人对质或提供任何辩护的权利。其中一个被处决的人是菲利普·斯宾塞，一名代理的海军准尉，他是陆军部长的儿子。麦尔维尔的表亲古厄特·甘斯沃尔特是“萨默斯号”上的一名海军上尉，是麦肯齐在做出裁决之前与之磋商的军官中的一员。虽然麦肯齐后来被正式证明是正当有理的，但他对这个事件的处理却是让人争议不断，而古厄特·甘斯沃尔特的余生则一直为他从中扮演的角色而苦恼不已。一八八八年发表的那篇文章，还有次年在《世界主义者》发表的那篇三部分构成的文章，题为《谋杀菲利普·斯宾塞》，似乎激起了麦尔维尔的兴趣，让他重拾四十年前那部伟大的小说《白鲸》中活跃过的，关于司法、权威和命运的那些问题。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麦尔维尔一直在陆续修改《比利·巴德》的手稿，它渐渐变成最后篇幅为三百五十一页的稿子，在他于一八九一年去世时，是以半成品的草稿形式遗留下来。麦尔维尔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修改阶段，是要将战舰船长爱德华·费厄法克斯·威尔的性格变得血肉丰满，而在较早的稿本上，这个人物只不过是比利和克腊加特对质时的证人。事实上，第二个修改稿中威尔这个角色是如此次要，以至于在克腊加特之死与那首归结全篇的民谣的引入之间，手稿上只有寥寥几页。正是在这个末期的修改阶段中，麦尔维尔给这部小说添加了让读者为之着迷并且萦回难忘的段落：用于分析威尔的性格、比利的审判、威尔对法庭的长篇演说，还有比利的行刑这些章节。实际上，在最后的手稿中威尔这个角色是被扩充到了如此地步，许多读者因此都觉得，是威尔船长而不是比利·巴德，他才是这部小说真正的主角。

　　《比利·巴德》戏剧性地表现了人类动机的神秘莫测。麦尔维尔所创造的这个三角冲突，提出了也许是没有明确或满意答案的一系列问题。克腊加特指控比利·巴德的动机是什么？为什么威尔要将比利草草判决？比利是有罪还是无辜？为了帮助我们开始解答这些问题，麦尔维尔主动给我们提供了四个参照框架：历史的框架，神话的框架，圣经的框架，还有性欲的框架。英国小说家E. M. 福斯特曾经写道，比利·巴德的故事“具有希腊神话的品质：它是如此基本而且是如此丰富，因此可以被不同的方式加以重述或改编成戏剧。”有关麦尔维尔的这个故事，福斯特的话大概是对的，但是，使麦尔维尔的中篇小说成为文学杰作的，则是讲述这个故事的那种具体方式，因为麦尔维尔在《比利·巴德》中所做的，是以四种不同的方式——同时来讲述这个“基本”的故事。

　　首先，《比利·巴德》是一个历史故事，含有政治上的弦外之音。它并不是设置在麦尔维尔的时代，而是设置“在一七九七年的夏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当时英国和法国处在交战状态。政治上的弦外之音从小说的第一页上便能清楚地听得出来，麦尔维尔选择例证用来说明“英俊水手”这个概念，是通过对“一个普通水手，浑身漆黑，黑成那番模样，让人觉得他必定就是纯种的含族血统的非洲土著”的描述。麦尔维尔所用的典故，是指挪亚的孙子含的故事含是挪亚的儿子；挪亚的孙子是迦南。——译者注。，含的祖父是用“必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这些话来诅咒他。麦尔维尔在这里所指的跟读者会认为的那种意思相反，他认为那些拥有“含的血统”的人也能够拥有看来是自然高贵的品格。麦尔维尔还在里面提到让巴蒂斯特·克罗茨男爵，一个出身在普鲁士的革命家，他将一帮五花八门的多种族人群引到法兰西国民议会前面，以表明对法国大革命的支持。这两个典故共同的作用，是对那些文化——包括麦尔维尔自己的文化——歧视非白种人的一种控诉。麦尔维尔在《白鲸》中提到克罗茨，是用于相似的目的；在那本书中，他还描述了那位“异教徒”捕鲸手魁魁格的高贵，将他与乔治·华盛顿相媲美。我们立刻可以看到，小说《比利·巴德》，就像《白鲸》那样，是以拥护种族之间亲如兄弟的观念而开始的，那种观念在麦尔维尔时代的政治生活中是有了长足的进步。

　　然而，小说戏剧性地加以表现的，则是亲如兄弟之类的理想为政治上的需要轻易做出了牺牲。一七九七年，在北海巡逻的英国舰队时刻保持警惕，准备与法国海军及其西班牙和荷兰盟军开战。而在麦尔维尔所描写的那个时刻，形势尤为紧张，因为出现了称之为“大哗变”的事件，实际上是指英国海军中两次叛乱的第二次。第一次哗变发生在四月十五日的斯匹特角，是在英吉利海峡的朴茨茅斯和威地岛之间的海上锚地。它是由水手的种种冤屈而引起的，伙食差，经常不给报酬，为维护纪律而粗暴惩罚。此外，这些水手中有许多人是通过强行招募被迫加入海军，这是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为“招募”水手而通常采取的方式。强行招募本质上是通过任何必要手段将海员招入海军的行为。在《比利·巴德》第三章应为小说第一章。——译者注。我们看到，年轻的比利从叫做“人的权利号”的商船上被带走，送到军舰“战力号”上强迫服役。麦尔维尔选择名称是很注意的。“人的权利”这个名称来自于托马斯·佩恩的小册子《人的权利》（1791），是为回应埃德蒙·伯克那本保守的著作《论法国大革命》（1790）而撰写的。伯克的书赞成社会体制的优先权，而佩恩的书赞成自然权利的优先权。从“人的权利号”来到“战力号”（拉丁文bellipotent，意为“作战时强有力的”），比利进入了军法的专制压迫的世界，自然权利在那里是受到严厉剥夺并且要服从于军纪。

　　麦尔维尔暗示道，使威尔成为比纳尔逊逊色的人物，这是缘于这样的事实，他缺乏纳尔逊的远见卓识和精神上的宽宏大量。麦尔维尔用了纳尔逊作为历史的参照框架，是要向我们表明威尔的目光短浅。他没有意识到“诺尔的哗变”只是“一个体格生来健全的人身上那种传染性的热病”，一种虽然严重但并不是致命的疾病。在对比利的草草判决中，威尔的做法好像是只有最厉害的猛药才能治愈海军的疾病：为了保住躯体，他要截肢。威尔的身上“有那么一股子古里古怪的迂腐气”，而纳尔逊却是那样一种人，他给诗人带来鼓舞。事实上，在麦尔维尔看来，诗人的诗句还不足以公正地评判纳尔逊的行为：“诗人不过是用韵文来体现那种情感的高蹈张扬，而天性像纳尔逊这样的人，一旦机遇到来，是在行动之中将其激活。”正是威尔身上的“那股子古里古怪的迂腐气”，才会让他遵照他所知悉的“专断”和不仁慈的法庭——军事法庭——的指令来行动，即便他相信，到了末日审判那一天，比利·巴德是会被宣告无罪的。麦尔维尔对纳尔逊的描述，让我们不由得认为，纳尔逊，要是处在威尔的位置上，他会找到一种不那么专断而又较为仁慈的办法。事实上，麦尔维尔告诉我们，在与《比利·巴德》中发生的事件同一年，纳尔逊设法平息了“提修斯号”战舰上出现哗变的威胁：他的方法并不是“依靠恐吓让船员变得卑下臣服，而是去赢得他们，通过他仅仅在场的那种力量和非凡个性，让他们恢复效忠，就算不是像他自己那样满怀热诚，却也是同样的忠实”。总之，麦尔维尔所召唤的那个历史场景，使得威尔的行为可以解释清楚，但却无法获得尊敬。威尔是一个无法超越其当下时刻的人，不像纳尔逊上将——也不像比利·巴德。

　　对含的故事的引用出现在小说第一页上，其作用并不只是要指出，一个政治的亚文本存在于小说当中。它也同样暗示我们，在我们阅读《比利·巴德》时，《圣经》最终将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互文性文本，一个让文学作品的意义变得圆满的文本。《圣经》的引用大量出现在《比利·巴德》中，它们也构成了一种邀请，把小说读解为类似于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那样的基督教寓言。麦尔维尔强调比利的那种看来是原初而自然的纯真无邪，并暗示他似乎是属于“那个该隐的城市及城市化人类的年代”。在《创世纪》第四节中，我们得知亚当的儿子该隐杀死他的兄弟亚伯，从上帝面前被放逐，被迫离开那个乡村；他最终在挪得之地建起一座城市。比利好像是人类堕落前那个时代里的一个返祖人物，那个时候人类在自然的状态中生存，还不知道死亡为何物。许多读者把比利视为“美国亚当”，把他的故事视为人类堕落的一个现代翻版。比利，那个纯真无邪的人，受到撒旦克腊加特的引诱而去打破那个法则。由于他的悖逆行为，他受到天父的惩罚，那个天父便是被称为“星光威尔”的船长和船主，然后他被判处了死刑，那是堕落之后的亚当及其子孙被注定的命运。按照这种读法，《比利·巴德》是在如下的形态当中存在，那是麦尔维尔对于人类不能永葆纯真无邪的沉思，是对于人性处在邪恶所包围的堕落状态的沉思。

　　那个讲述从神恩到堕落的故事，是西方文化中最为熟悉的故事之一。假如麦尔维尔邀请我们把他的小说读解为人类堕落的版本，他也同样告诫道，我们或许不想这么快就去接受他的邀请。在第十一章中，在麦尔维尔描绘纠察长约翰·克腊加特的性格时，他暗示道，我们是太过受到那个堕落故事的支配，受到作为其结果而产生的那个原罪观念的支配。他对加尔文教关于“人类全体的堕落”的观念尤其表示异议。加尔文教派，其教义基于法国神学家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著述，以这样的信念为基础，在堕落之后，人类的罪孽是内在固有的，注定要遭受天谴。然而，加尔文教教徒相信，作为基督牺牲的结果，某些男人和女人能够被上帝选中而得到拯救；他们会接受“神恩”并去往天国，而不必顾及他们活着的时候的行为或做法。因为所有的人在本质上都是有罪的或是“堕落的”，他们没有哪个人可以配得上上帝的恩宠，他们也无法得到它。被选中的人接受它，仅仅因为上帝是仁慈的。麦尔维尔对这种所有人都是天生堕落的观念感到恼火，而在他描写克腊加特“自然的堕落”时，他把观点说得很清楚，他并没有援引加尔文教有关堕落的概念。克腊加特堕落，并不是因为他像所有其他的人类。实际上，克腊加特的堕落使他变得特别而且与众不同。麦尔维尔对克腊加特的描写因此服务于一个双重目的：它有助于麦尔维尔援引人类堕落的故事，但它也同样允许他对那个故事的各种传统的诠释法表示质疑。

　　麦尔维尔小说的那种《圣经》风味，也使得许多读者把它看作是基督故事的一个版本。比利是一个父母身份不明的弃儿，尽管我们被告知“高贵的血统在他身上像是在一匹纯种马身上一样显而易见”。我们得知，他是一个自然的“和平使者”，他能将一艘“吵吵闹闹的老鼠洞”的船转变成为一个和谐的伙伴社团。像基督那样，他受到虚假的控告，被判处死刑，而且是怀着谦恭接受自己的命运。在他行刑前的时刻里，比利喊出的东西非常出人意料：“上帝保佑威尔船长！”当他脖子套上绳索被牵曳到空中，描写他逝去的那些语言召唤《启示录》的第一章：“此时此刻，东方低垂的薄雾羊毛恰巧射出轻柔的光辉，像是上帝的羔羊羊毛让人目睹神秘的显灵。”麦尔维尔对这个场景的表现含有这样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比利·巴德》理解为对基督之爱的那种力量的戏剧化表现。威尔企图通过快速审判的实施来避免哗变，把比利·巴德判处死刑，无意之间是把他的船员带到哗变的边缘。最后，是比利挽救了这个日子，把他的祝福送给那位船长。正是类似的这些段落，让《比利·巴德》的第一位编辑雷蒙德·韦弗用让人想起约翰·弥尔顿《失乐园》的那种语言，把小说称为麦尔维尔试图“为上帝对人类的种种做法辩护”。

　　不过，另外有些批评家则是不那么确信，我们应该把《比利·巴德》单独读解为基督教寓言，并注意到麦尔维尔也同样使用大量的希腊罗马神话典故来填充其文本。换言之，如果说麦尔维尔邀请我们把比利的故事看作是对人类堕落的重述，或是对基督殉道故事的重述，那么他也同样邀请我们将其视为古典悲剧的一个样本。早在第二章里，比利就被比作是英雄海格立斯——或者，说得更准确些，被比作是“希腊雕塑家”想必会做成的一尊海格立斯雕像。这种比拟的结果，不仅是指出比利的英雄主义，而且还对另一种东西作了强调——他的美貌——仿佛他成了一件受人崇拜的艺术品。只是通过对这个神话的简短引用，麦尔维尔便预示了比利的命运，而在第九章结尾处他继续使用这个模式，把比利比作是阿喀琉斯，那位攻打特洛伊城的强大战士。被他母亲西蒂斯捏住脚后跟倒浸在斯堤克斯冥河的水里，他变得刀枪不入，不致受伤或死亡，除了脚后跟，那个他母亲抓住的地方没有沾到冥河的水，因此成为致命的弱点。西蒂斯担心他的安全，便把阿喀琉斯乔装改扮成小姑娘，将他隐藏起来，但被足智多谋的王子奥德赛识破，把他带去打仗。最终，阿喀琉斯被特洛伊王子帕里斯的毒箭射死，射在没有被冥河水浸过的那个部位上。因此成语“阿喀琉斯之踵”是用来表示最为薄弱的环节。那个比拟是在暗示，比利也将有一个“阿喀琉斯之踵”，它将成为他失败的原因。

　　比利的那种悲剧性缺陷，最终是在于他没有能力使用最简单的方式说话。在此书最初的章节中，我们得知比利那种单纯的本性让他在船员伙伴中受到宠爱。他的第一个船长将他称为天生的“和平使者”，周身散发“德性”的光晕，但是让船员伙伴对比利的爱戴得以巩固的，却是缘于这样的事实，当一个态度生硬的船员伙伴对他提出挑战时，他挥拳朝他打去，给了“那个高大的傻瓜一顿教训”。比利的英雄主义的天生气质，来自于他的纯真无邪，来自于他那种没有能力“使用任何种类的双重含义和影射暗示”。然而，当比利被迫与那些确实是使用影射暗示的人对质时，他就变得瘫痪无力了，根本无法开口说话或是用语言来表达。在试图解释他为什么要将克腊加特打死时，比利说：“我要是能够用舌头说话，我就不会去打他了。可是他卑鄙地对着我撒谎，而且是当着船长的面，而我不得不要说点什么，而我只能用拳头说出来，唉，真是的！”比利的悲剧在于，他的装备还不足以在这个具有双重含义的世界上生活；他的率直坦诚使他在伙伴中间与众不同，但最终使他注定要毁灭。我们也同样必须要记住的是，我们正在阅读的这个关于他的故事，是出现在其本身充满双重含义、典故暗示、双关语和各式各样的文学内在玩笑的一个文本当中。正是麦尔维尔讲述比利的故事所选择的那种风格，表现了他那个品种的纯真无邪的英雄主义的魅力和不足。

　　最后，还有不止一种方式去理解，比利何以必须要去遭受他那种命运的折磨，而这也在海格立斯和阿喀琉斯的神话典故中有所暗示。因为，正如与海格立斯的相提并论是在强调比利那种天生的英雄主义，它同样也是对他那种近乎阴柔的美貌唤起注意：“那耳朵，形状小巧漂亮，那足部的弓形，那嘴巴和鼻孔的弧线，……尤为重要的是，那神情变化中的某种东西，每一个不经意的姿势和动作，让人联想起母亲特别受惠于爱神和三女神的某种东西。”比利的女性气质，在与阿喀琉斯的相提并论之中得到进一步的影射暗示，阿喀琉斯年少的外表是够女孩气了，他被母亲藏在女人堆里，指望以此来阻止他去打仗。比利在“战力号”上的绰号是“美人”，这个名字我们希望是为那种人而保留的，至少能够潜在地成为色欲感觉的对象。

　　总之，《比利·巴德》也是一个有关同性恋的故事，是在文化教育个人把同性之间的色欲感觉视为邪恶或反常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麦尔维尔写作的那个时代，“同性恋”的概念才新近有所定义。当然，同性之间的色欲与这个世界一样古老，但是关于性取向的那种观念则是相对比较晚近的，根据那种观念，同性之间的性欲吸引，要是有所显露的话，便构成个体身份的一种持久而明确的特征。事实上，人们认为“同性恋”（homosexuality）这个词在一八六九年之前是不存在的，当时它出现在卡尔·马里亚·克特贝尼撰写的一本小册子里，题为《致普鲁士司法部长的一封公开信》。古典希腊没有同性恋这个词，因为古希腊文化把性欲是理解为一个喜好而非取向的问题，很容易随着场合的变化而有所变化——至少对男人而言是这样。科学研究对同性恋本质的探讨，其方法是深受理查德·克拉夫特埃宾的论著《性精神病态》的影响，把同性恋称为一种与病理学相关的状况。克拉夫特埃宾在论著第一版中用了一百页篇幅探讨“反对性本能”；在此后的那些版本中他采用克特贝尼的同性恋这个词语。他排斥那种认为同性恋无论如何都是“自然”的论点，并提出理由说明，唯一“自然”的性欲便是生殖性的、异性之间的性欲。

　　麦尔维尔的小说描绘了一个角色，符合十九世纪后期那种同性恋的模式化人物，但它不是那个主角：而是纠察长克腊加特。在审讯时有人问比利：“那他（克腊加特）为什么要这样来撒谎，这样恶毒地来撒谎，既然你宣布说你们之间并没有怨恨？”比利拿不出恰当的答案，而威尔很快把这个问题撇在一旁，认为对于比利的犯罪问题来说无关紧要。当然，有一个答案是，克腊加特仅仅是邪恶的体现，是撒旦的化身，他只是憎恨比利的全然纯真无邪的本性。不过，麦尔维尔的叙事者也同样暗示道，克腊加特的本性难以得到充分的理解，除非我们能够求教于“某个不容易被指责为散发《圣经》元素气味的权威。”再者，我们被告知，“从一种正常的本性通达到他（克腊加特）那边，必须穿越u2018两者之间那片险要地带。u2019而这一点最好是要做得迂回间接。”换言之，麦尔维尔是想要告诉我们克腊加特身上无法公开说出来的某种东西。这会不会是“那种不敢说出名字的爱”（援引奥斯卡·王尔德仅仅几年之后因同性恋行为而遭到审判时说过的话）？克腊加特对于比利的反感，一再被称之为“激情”，而麦尔维尔的叙事者猜测说，“那种最先促使他（克腊加特）去反对比利的东西”，便是后者“那种身体容貌的令人瞩目的美丽”。我们得知，克腊加特有时候是带着一种“一动不动的沉思冥想和忧郁哀伤的神色，他的眼中奇怪地噙满刚刚萌生的激动不安的泪水”。麦尔维尔告诉我们，在这样的时刻里，“那忧郁哀伤的神色之中会有一丝温柔的渴求，仿佛要不是为了命运和禁忌的缘故，克腊加特甚至还会爱上比利呢。”这些段落表明，克腊加特遭受一种难以言表的欲望的折磨，而这种欲望最终是让比利本人变得哑口无言。

　　在小说的最后两个章节中，我们得到“当时的一份海军编年志，一家审定出版的周刊”上发表的“对这个事件的一篇报道”，还有比利的一位船员伙伴所写的一首民谣。这些说法都无法向我们提供，此前二十八个章节中我们所得到的那种微妙而丰富的记述。编年志上发表的那篇报道，是局外人对这个事件的说法，可以预料的是，它包含种种歪曲。而那首民谣，则是知情者的讲述，它向我们表明仅仅是成为知情者那还是不够的。麦尔维尔将那首民谣称之为“粗糙的表达”，根本不是文学。如此一来，麦尔维尔是在暗示，文学艺术是那样一种能力的产物，它透过表面现象探究其底下潜藏着的内在真实，是霍桑在《七角楼房》（1851）的序言中所谓的“人类心灵中的真实”。因为那首民谣，《比利戴上了手铐》，实际上是在小说之前写的，麦尔维尔决定在《比利·巴德》的结尾将它复制出来，以唤起对它的种种局限性的注意，这是在表明，在他趋近于写作生涯的末尾时，麦尔维尔重新发现了散文体小说的力量。仿佛那位年轻水手比利·巴德的故事是太强烈了，在一首简短的民谣当中还无法容纳，仿佛它所需要的是那种具体而微的细节表现，而那也只有在散文体小说当中才可能做得到。

　　梅尔维尔一生坎坷，但著作甚丰，杰作不断。主要包括：

　　《泰比》(Typee,1846)

　　《奥姆》(Omoo,1847)

　　《玛迪》(Mardi,1849)

　　《雷德伯恩》(Redburn,1849)

　　《白外套》(White-Jacket,1850)

　　《白鲸》又译《莫比.迪克》(Moby-Dick,1851)

　　《皮埃尔》(Pierre,1852)

　　《伊斯雷尔·波特》(Israel Potter,1855)

　　《广场的故事》(Piazza Tales,1856) ——中短篇小说集

　　《骗子》(The Confidence-Man,1857)

　　《南北战争诗集》又译《战事集》(Battle Pieces:Civil War poems,1866)

　　《克拉瑞尔》(Clarel,1876) ——长诗

　　《约翰·玛尔和其他水手》(John Marr and Other Sailors，1888) ——诗集

　　《梯摩里昂》(Timoleon,1891) ——诗集

　　《水手比利·巴德》(Billy Budd,1924) [于作者去世后出版]

　　《白鲸记》直到出版后七十年，才获得社会大众广泛的重视。英国作家毛姆在《世界十大小说家及其代表作》一书中对《白鲸记》的评价远在美国其他作家爱伦·坡与马克吐温之上。他的作品还包括短篇小说，例如《书记员巴特子比》（1856年）以及中篇小说《比利·巴德》（Billy Budd, Sailor）。赫尔曼·梅尔维尔的诗并没有获得高度评价，一些评论家认为他是美国首位现代主义诗人，但是有些评论家则认为他的作品更富有后现代主义的色彩。著名桂冠诗人罗伯特·潘·沃伦则认为赫尔曼·梅尔维尔是美国最伟大的诗人。

　　梅尔维尔鲸以赫尔曼·梅尔维尔来命名，因为论文作者都是该小说的爱好者，希望把发现向赫尔曼·梅尔维尔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