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年英 个人简历介绍

2001年入选福建省百千万人才工程。2003年被泉州市委、市政府作为泉州市第三批优秀拔尖人才予以表彰。2003年到湖南科技大学任教， 现任教于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为人文学院教授、文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

著有散文集《我的雪天》、《边地行迹》，论文集《民族·民俗·民间》、《在田野中自觉》，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扶贫手记》、《音乐天堂》、《保卫传统》，中短篇小说集《寂寞银河》、《伤心篱笆》，长篇小说《故乡信札》、《木楼人家》，文化散文《西南笔记》、《黔东南山寨的原始图像》、《雷公山下的苗家》等。2007年被聘为湖南科技大学湘灵文学社指导老师，同时还担任中国侗族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学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为中国著名少数民族文学家、民俗学家，人类学权威专家。

有哲者说：文学是民族精神的灵魂，是人类前进的战斗号角。在人文生态普遍受到关注而文坛低迷文学在低谷徘徊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潘年英先生用人类学和文学完美合璧筑起的精神家园。是的，潘年英以其独特的天赋、超人的毅力和卓越的才华，创作并出版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人类学著作和文学著作，据统计他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共有13部之多，而且他本人就是一本丰厚的读不透的奇书。

翻开潘年英的履历细细品读，我们惊奇地发现：他原来也是普普通通的农家之子。1963年出生在天柱县石洞镇盘杠村，盘杠是一个至今不通公路的极贫侗寨，他从小就从父母那里学会了一口的侗语，是地地道道的侗家人。1980年天柱民族中学毕业后带着缤纷绚丽的作家梦，他叩开了贵州民族学院中文系的大门，从此在茫茫的学海中，埋头苦修，1984年8月毕业分配到贵州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工作。从事社会学研究是他步入社会的第一个起点，也是他风雨人生的第一个跳板，因为在大学时代他就曾经跃跃欲试，并在省刊《青年时代》发表小说处女作《城市与乡村》，以后陆续发表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多篇，其中有散文《遥远的月亮》、《向山外》、《老屋》等。他早期的作品比较芜杂，除了小说、散文等文学板块之外，还有长篇纪实文学、民俗论文、民间文学论文和文艺评论，影响较大的有长篇纪实文学《女性大雪崩》、文学论著《文化扩张与文学影响研究》、《试论(风满木楼>》、民间文学论文《侗族鱼图腾考》、《中国南方神话的结构原则及其文化精神》等等，其间，他先后加入了贵州作家协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中国民俗学会等学术团体。

进入九十年代之后，他选准目标，朝着“民族”、“民间”、“边缘u2019u2019的方向猛攻，承担或参与《镇远县情》、《侗族文化研究》、《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与社会变迁》、《西部人文资源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国家级重点课题的研究。天道酬勤，1993年潘年英推出了他的散文集《我的雪天》，在读者中产生强烈的反响，引起了文艺界的共鸣，就在这一年他被中国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成为侗族文坛最年轻的实力派作家。次年他又推出25万余字的学术专著《民族·民俗·民间》一书，鉴于他对民族文学的突出贡献，1994年他荣获庄重文学奖，是获此殊荣的贵州两名青年作家之一。荣誉、掌声和鲜花不期而至，在荣誉面前，潘年英并没有因此洋洋得意、固步自封、停滞不前，相反，他更加执着地坚持创作。

《扶贫手记》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后，学术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寓理论于形象之中，语言生动活泼，文笔流畅，既有文学意义上的通俗性和可读性，又有学科意义上的深刻和新颖，我以为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学术佳作”(李立鹤先生语)。此前，潘年英的人类学专著《百年高坡——黔中苗族的真实生活》已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

九十年代末的几年里，潘年英一步步走向辉煌，作品迭出。1998年推出小说集《寂寞银河》，当中的《不虚此行》、《寂寞银河》、《生命的粪坑》使人爱不释手，百读不厌。潘年英的足迹遍及侗乡苗寨，1999年他把无限的乡恋凝成散文集《边地行迹》。

世纪之交，潘年英满怀跨越新世纪、迈向新时代的信心，又隆重推出了“人类学笔行系列”丛书《故乡信札》、《木楼人家》、《伤心篱笆》。《故乡信札》以清新的笔触描绘侗乡盘村的婚丧嫁娶；《木楼人家》把侗乡传统的民俗、节日文化娓娓道来；《伤心篱笆》则以凝重的笔调描写盘村侗人的生命意念和生活情趣，揭示出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对幸福和未来的憧憬和企盼。作家韩少功如是说：“潘年英的小说是哀伤的流水、温暖的夕阳、思念的野草和山间的小路，当一幕幕时尚流逝之后，当一局局争夺了结之后，这样的小说还将默默地与人们一道远行。”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亦云：“潘年英以自己故乡为背景，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现代侗乡农民生活的图画……这位作家更多地是以一种发自内心的，具有独创性的创作手法来展示侗乡农民的文化，来观察最基本的农村社会，来思考传统习俗的保护和继承。”

1996年初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省直机关组织扶贫与农村党建工作队下基层挂职，单位领导找他谈话，当时他正处在父老家贫子幼困难的时期，推辞的理由很充分，但是作为一名党员。他义不容辞地接受了任务，毅然决定来到位于黔南的独山县麻尾镇挂职扶贫，担任镇长助理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他从人类学的角度来审视“贫困”现象，对扶贫工作提出了一种非常新颖独到的新观点和新思维，他认为，对贫困地区搞“一刀切”的“现代化”或“工业化”模式，盲目无序地开发，不仅破坏了，原有的“富裕”的资源和环境，而且最终导致了真正意义上的绝对贫困。5月8日，他得到父亲病危的消息，匆匆赶回天柱老家，父亲已经弥留不能言语，他抱住父亲，泣不成声……料理完父亲的后事，他又一声不响地返回独山，因为父亲是一位善良的农民，他心里装着父亲，更装着千千万万的贫困农民。

1997年3月，正是江南莺飞草长的时节，潘年英只身来到了厦门经济特区，在鲁迅曾经任教的厦门大学做高级访问学者，他一边给研究生上文学理论课，一边写作《扶贫手记》。厦门气候酷热，白天夜晚都叫人坐卧不安。他把困难踩在脚底，每天写作5000字，读半本书，睡前还要“三省吾身”。《扶贫手记》的材料主要来源于在独山一年的扶贫调查资料，当他写到父亲在贫病交加和极度思念儿子的痛苦之中遗恨西去时，忍不住失声恸哭。

但现在他又选择了离开泉州,回归到离贵州较近的湖南,他说,当年带着刚成名的自负和对贵州现实的不深刻理解去了泉州。却发现钱并不是一个学者的最终追求。他的每一本书都是关于贵州的，都是关于黔东南苗侗文化的，这与泉州的主流文化格格不入，泉州没有他的学术天空。多年来的笔耕不辍，使他愈加坚持“原生态的文学”。在他心目中的原生态文学，即：“一种客观的、直接的描写和记录生活事实的文学，也即是不需要夸张，想象和虚构的文学，与纪实文学有相类同之处，但纪实文学强调事件本身的典型性，而原生态文学则更加注重日常和生活本身的意义。”他试图通过对日常意义的提升，来消解大家习惯的“典型”和“诗意”。

潘年英以作家和学者的双重身份默默实践侗族、侗乡、侗人“三个代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文汇报》、《新华文摘》、贵州电视台、浙江电视台、泉州电视台等媒体争相报道他的事迹，《福建民族》发表了《从大山到大海——记青年学者潘年英》的通讯。

原载黔东南政府网站《黔东南名人》